车离桐庐县城西行三十余里，便来到七里泷钓台渡。我等弃车登舟，驶入碧波荡漾的富春江，只见“两岸画山相对出，一脉秀水迤逦来”。行驶二十余分钟便至岸边，见一巨大石壁，上书“严子陵钓台，天下第一观”。上得岸来，迎面是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西泠印社社长赵朴初题额的“严子陵钓台”石牌坊，牌坊三孔四柱，飞檐斗角。坊后，一座长方形影壁，齐腰以上刻有《严子陵钓台文》，用楷书写就，通篇笔稳气重，细细品读，雅趣横生。穿过牌坊，便是严先生祠堂。这里唐代曾建有“严陵祠”，宋景中期，范仲淹任杭州知府，便在此重修严先生祠堂，并写下了那篇千古传诵的《严先生祠堂记》。此后祠堂屡经兴废，至1983年重建，再现古祠之风貌，门额由魏文伯题写，笔力挺拔雄健。正中端坐严先生塑像，清雅古朴，雍容大度，为中国美术学院雕塑家们的得意之作。祠堂东壁嵌有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惜此珍贵石碑经风吹日晒，已斑驳脱落，惟碑文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佳句尚依稀可辨。祠堂左右两边立有“客星”、“钓台”两块碑。“客星”即严子陵的另一雅号。相传汉光武帝刘秀当年与严光为同窗，交谊甚笃，白日探讨学问，晚间同榻而眠。刘秀夺得皇位后，严光隐居不出。刘秀深知其贤，令人专访，见其反穿皮裘在富春江垂钓，便备车请他入朝做官，严始终不肯。刘秀亲赴其住处相请，岂料严光装睡不起，刘秀走到他床前抚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仍不应，良久才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刘秀无奈说道：“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后来，又往返三次，才将他请到京城洛阳，并当面授予他谏议大夫的高官，他仍不接受。在洛阳，他与刘秀在宫中谈论治国之道，相对累日，夜晚，二人则同榻而眠。严光将足搁到刘秀肚子上，刘秀怕打扰他的睡眠，动也不动。朝中大臣夜观天象，惊呼：“客星犯主!”刘秀笑曰：“朕与故人严子陵共卧耳。”从此这“客星”便成了严光的一个雅号(他老家浙东余姚的陈山也被称为“客星山”，门前的桥也被称为“客星桥”)。祠堂西面临水处还筑有“客星亭”，造型别致，雕工精巧，在亭内倚栏而坐，则江风轻拂，胸襟怡然。我立于亭下，不禁想起范仲淹的评论：“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处；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不仅称颂严光也赞扬了刘秀。

　　客星亭旁的碑廊令人浮想联翩。百余方碑石依山势如长廊，碑高2米，宽1米，所刻多是历代名人题咏的诗文，集全国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书法之大成，并配有二十多尊古代文豪的塑像石雕，怀古凭吊更启人遐思。碑文有赞颂严光“不事王侯”高风亮节的，也有非议其隐居无益于国事的。元赵孟兆页  就认为“穷居难独善，辅世岂不优”。有的说得更直截了当：“百战山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当时尽著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大家都反穿羊皮袄当隐士，国家又有谁来尽责呢……可见对严光跑到富春山耕田垂钓自古就是争议纷纭。其实“伯夷请节太公功，出处行藏岂必同”?(明刘基诗《钓台》句)世上千百行业，各人志向不同，何必强求一律呢?

　　拾级再上百余米，两座石峰临江屹立，巍巍相峙，人称东台、西台。东台为严子陵垂钓处。《后汉书》记载“严光耕于富春山”即指此。东台北面富春山有小径可登，山顶有田十亩余，便是严光耕种之地，称为“严陵田”，这里还是严光故庐遗址。东台石平如砥，悬出江岸，面积可容百余人，人登其上，奇险惊心。台前有石笋依山，状若高士，风姿卓立。传说富春江最富盛名的鲥鱼被严子陵品德所感动，上溯至富春江七里滩钓台下向他“朝拜”，每至东台，鲥鱼唇边就生出红斑，宛如美女涂了口红，映着银鳞，鲜美异常。也有人说严子陵正是被此鱼所诱才在岸台长钓不息，至八十而终。

　　“百步蹬道辟蒿莱，一对奇峰依水涯。西传皋羽伤心处，东是严光垂钓台。”这首诗是文学大师郭沫若1961年游严子陵钓台时留下的。诗中“皋羽伤心处”即是指西台。西台为南宋爱国志士谢翱恸哭文天祥处。西台石亭抱柱上有楹联云：“生为信国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邻”。说的是文天祥帐下的咨议参军谢翱(谢为福建长溪人)，在闻知文天祥慷慨就义后，悲恸欲绝，只身来到七里泷，在严光第35世孙严侃的陪同下登上西台，设文天祥灵位向北礼拜，用竹石如意击石而歌，以致竹石俱碎，人也昏倒三次。“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谢翱的一首招魂歌，感人至深。后人为纪念谢翱，便在台上建亭，题曰：“高尚其志”。亭前石碑刻有谢翱的名作《登西台恸哭记》，游人来此，诵读此记无不感慨万千。我立于碑前，面对碧波粼粼的富春江水，但见白帆与彩云映衬，游鱼共江鸥相逐，远处层峦叠翠，身边绿树为云，鸟鸣为歌，水木清华， 纤尘不染，不由得心波起伏：神奇美妙的天地间，一己之恩怨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只要能将自己融入这片天地之中，不论你是封侯拜相，建功立业，还是慷慨就义，浩气长存，抑或寄情山水，不都也一样可以受人尊重，不都也一样可以将短暂的人生铸成永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