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字辉德，江苏镇江人，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他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银行家，当年被称作“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在国民党政局剧变的关键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一展身手，因而蒋介石对他的器重绝不亚于任何一名部长级官员。可是，随着1948－1949年形势的发展，陈光甫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破裂，对前途失去信心，更对国民党政权深感失望，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愈来愈清楚，共产党人将来到并占领上海。”这正如周恩来所说：“老百姓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陈光甫也不想再给蒋介石抬轿子了。

　　中共欢迎他参加北平和谈

　　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共试图与陈光甫建立联系，向他发出友善的信息，并通过银行中的地下党员，给他邮寄解放区的宣传品，让他对我党政策有所了解。陈光甫也开始注意中共的有关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1949年前后，他要求银行的工作人员收集、研究有关中共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供他参考。银行的内部刊物《海光》，也刊载了诸如解放区土改的文章，甚至章士钊致李宗仁劝其归顺人民的长信也刊载了。这些文章能够在上海银行的内部刊物中发表，也说明了陈光甫的态度。

　　1948年12月初，陈光甫悄然去香港考察，但仍十分留意国内的形势变化，尤其是中共的经济政策。香港的一份英文报纸《MORNING POST》(《晨报》)，登载了“中共及各团体”的一份宣言，说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等等。陈光甫看后，甚感安慰。因此，他决定继续住在上海，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手下人不解，陈光甫便向他们解释说：“一来搬家费事，二来共党政策不扰动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陈光甫虽然害怕“共产”，却认定不管什么社会，生意总是要做的，这样想想，一颗心又安定下来。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代总统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组织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谈判，第一个就想到陈光甫。早在北伐时，他们就相识，结交后，成为知己。一次，在武汉吃饭时，李宗仁醉醺醺的，似有重任要托付。陈赶忙挡回，半真半假地说：“将来，等老兄当了一国之元首时，无论你叫我干什么，我一定接受。”现在，李宗仁亲登陈府邀请他担任代表团成员。陈光甫审时度势，知道蒋介石已经完结，何况李宗仁呢?于是婉言谢绝，说：“大势已去，只好取消前言了，加上我的身体已不适合担任这种任务了。”可是，中共倒挺希望他参加代表团，能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目的自然是借此影响他的去留。李宗仁在北平的一名代表反馈了中共对陈不来北平特别失望的信息。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章士钊也对陈说，他也收到了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渴望陈参加代表团，欢迎他来北平。

　　这可能是陈光甫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中共的诚意，但这位亲美派不敢到北平去冒险。

　　毛泽东送“选集”

　　1949年春，上海尚未解放，中共即给上海银行以特殊待遇，委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五家“为人民银行代理北平以外各大城市之汇兑业务”，并得经营外汇业务。陈光甫一方面心领神会，一方面又担心会因此触怒国民党政府，给自己带来不利，因此始终迈不开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共方核准本行为国内汇兑银行之一，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国民党政府恶意误会，惟有少做，点缀而已。”

　　据上海银行老职员回忆，陈光甫出走前夕，毛泽东曾托人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给他，陈光甫也回送了一部他收藏的清人书法册页。可惜，共产党的诚挚召唤和各项优惠政策，都没有能留住陈光甫。不久陈光甫经泰国到了香港。

　　上海解放前后，大批工商界头面人物避居香港，如宋汉章、张公权、李铭、周作民、钱新之和陈光甫等，在港集聚成有一定影响的一股经济和政治力量。无论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还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都加大了争取他们的力度。1949年6月底，蒋介石派“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携他的亲笔信到港“慰问”。1950年4月，北京中国银行召开董监事会议，邀请原董事陈光甫、宋汉章、张公权、李铭、钱新之等回京参加会议。他们商之于杜月笙。杜说，大家目前不便公开回京，但可出具委托书，委托专人赴京与会。

　　消息传到台北，气得蒋介石大怒，派人发话过来，要求陈光甫立即赴美，不得在港逗留。据说陈光甫为此不敢出门，在家大哭一场。

　　章士钊赴港劝归

　　陈光甫到港后，中共方面通过中间人的关系，与他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其中一个主要人物便是章士钊。

　　1949年7月，章士钊拜访了陈光甫，希望他能和李铭、李国钦三人去北平。章是奉周总理之命来香港的。章士钊告诉他，毛主席正等待他们三人能否北上的电报，要他赶快有一个“回音”。对中共方面争取他回上海的努力，陈光甫内心是感激的，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并试图与中共保持一种平稳的关系。这除了有继续维持在内地银行业务的考虑外，也不排除今后回上海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他来港不久，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因此静观待变，无疑是他此时的主要策略。还有一个因素，1949年前后，上海大批工商界头面人物来到香港后，无形之中形成了以杜月笙为首的、以香港为基地的“南下集团”，他们处在踌躇与观望中，与国共两党都保持一定距离，遇事集体商量，主要听从杜月笙的意见，行动上采取一致步调。由于杜月笙不愿赴台，也不愿匆忙北上，对陈光甫等银行家的滞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光甫向章士钊叹苦经说：“我现在还有营业机构在尚未被共产党人解放的地区，如果我赴北平，将被蒋介石理解为一种敌对行动，他将很可能对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广州和台湾等地的分支机构搞点动作。”他甚至用手作了砍头颈的手势，说：“这么多人，性命攸关啊。”不过，陈光甫自己不愿去北平，却希望在美国当华商领袖的李国钦能成行，并希望李能在中共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充当桥梁。

　　1949年7月4日，陈光甫接到了留守在沪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伍克家的电报，其中包含着一份黄炎培的电报。黄炎培刚从北平返沪，电报转述了周恩来对陈光甫的致意，“恩来兄嘱为劝驾早归，共为新中华努力，其意甚诚，特为转达，不久通航，亟盼握谈。”陈光甫示意伍克家，以健康原因复电黄炎培，表示无法成行。

　　11月10日，章士钊又致电陈光甫，再次邀请他及李铭等人北上。陈光甫仍是既不回绝，也不接受，以身体欠佳为由，表示不准备在近期北上。

　　李济深函邀北上

　　1949年9月，北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在此会议的筹备过程中，民革负责人李济深又派人携函赴港见陈光甫，希望他能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商讨新中国建国的各项大计。这封信首次向陈光甫直接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其中所称“凡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私营经营及扶持其发展。对于产业金融界诸耆宿及以往有经验的企业经验专家，尤能望推诚合作，共策进行。”这些话，仿佛就是针对陈光甫说的，中共显然通过李济深表达了要借重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建设，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热切愿望。

　　陈光甫意识到，这封信的真正主人是毛泽东。他在日记里写道：“其时毛主席拟出面来信邀约，李任潮(注：李济深，字任潮)谓不如由其出面较为轻松，免得余等为难，觉得有非去不可之意。”这封信对陈光甫的触动很大，它毕竟反映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诚意和明确的政策。陈光甫很快复函，称他“因失眠症颇觉严重，且耳鸣头晕”，要在香港继续就医，但对于北上邀请，不再一口回绝，而是留有余地，表示“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原稿中还有“自维虽届衰年，顾一生致力于服务社会，此志不懈，自当为新中国效微劳以竭余力”等语，更说明了陈光甫已能正视事实，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不排除回大陆的可能性。但是，在陈的正式复函中，这几句话还是被删掉了。

　　1949年11月，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叶剑英，通过友人转告原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他也是陈光甫密友——希望与他在广州见面。叶剑英特地关照，希望陈光甫一同过来，因两地走动方便，且“公开或秘密均可”，如果愿公开，可举行欢迎会，如不愿公开，那么秘密一晤即可。张公权颇有兴致地征询陈的意见。陈光甫因为刚刚发生过蒋介石逼他去美国的事情，心中惶恐，于是回答过一段时间再说。

　　遗憾的结局

　　台湾国民党紧紧抓住陈光甫不放。1950年11月，有两个自称“周恩来代表”的人来港见陈光甫，并带有周致他的一封信，称要在香港办报，请陈光甫予以协助。在交谈时，两人言辞闪烁，不着边际，不断探询他与北京方面的关系，且目露凶光，气势逼人。陈光甫一面应付，一面细读来函，虽笺头大书红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觉其中措词浮俗，用词上显然露了马脚，什么“党国前途”等，分明是国民党之官腔。陈光甫遂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并判断有可能是台湾方面派来试探他态度的，不放心他与北京方面的接触，所以不多讲话。事后，陈光甫愈想愈怕，是否蒋介石准备在“必要时予以断然处置”(陈光甫日记语)!他不寒而栗。

　　自1950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宣布实行公私合营后，仍推陈光甫为董事长。陈光甫要总经理资耀华去香港见他，资未去，陈大为不满，认为自己已无法控制在上海的银行了。1951年1月1日，陈光甫重新向香港当局注册了“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并对外营业，从此与大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脱离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