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1888－1956)生前创办实业有十七八家之多，周恩来总理称他是“民族工商业者”，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称他为“名副其实的爱国实业家”。

　　从“上帝的叛徒”到“中国煤炭大王”

　　刘鸿生原籍浙江定海，出生于上海，自幼聪慧机敏。他17岁考进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圣约翰大学，得英文名字“O.S.Lieu”。他成绩优异，所获学校奖学金除缴纳高昂的学费外，还有余钱可补贴丧父后日绌的家用。他在一年级就被校长卜舫济博士和克莱夫主教看中，要保送他到美国去留学，四年后回来做牧师，兼任本校讲师。这对一般人来说可是个天赐良机，但刘鸿生和家人商量后，却回绝了校长。卜舫济勃然大怒：“O.S.，你是上帝的叛徒，去!不要再来了!”这是1906年的事。

　　被开除学籍后，刘鸿生幸得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的帮助，被推荐做了英商(河北)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经理考尔德(绰号“黄毛”)的跑街，月薪100大洋。这个20岁的小伙子勤快、干练，又肯钻研业务，而且抱着“处处为用户着想”的宗旨，生意做得很热火。3年后他升任为上海办事处买办，到民国元年又升为开滦矿务总公司(开平与滦州两矿务局合并)买办。他还跨出上海售煤市场，在长江三角洲诸要埠开设煤号及码头堆栈，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开滦煤供应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他年售煤达250万吨，年收入由几十万元飚升到百万元。一战结束时，刘鸿生在法租界霞飞路上购置了花园大洋房，被上海宁波同乡会推选为会长，应邀加入“洋人俱乐部”，人们称他为“煤炭大王”。

　　这时“上帝的叛徒”刘鸿生“衣锦返乡”。圣约翰大学隆重欢迎他，卜舫济校长前倨后恭。刘鸿生恢宏大度，给母校捐资，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社交馆。

　　20年代初，他同时在火柴、水泥、码头、纺织等行业大展身手，这时英商终于发觉这个“O.S.”非寻常之辈!开滦总公司洋大班百拉亚发话：“O.S.你走得太远了，你要全心全意为大英效力呀!”上海“黄毛”几乎咆哮了：“你这小子，你是我的买办!我们给你的钱太多了!”此时，已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届五华董之一的刘鸿生(另四华董是虞洽卿、袁履登、徐新六、陈廷锐)才不理会呢。他在“五卅”惨案(1925年)引起的爱国浪潮激励下，在上海租界里的会审公廨，勇敢应诉，与英商开滦总公司打起了长达两年的长官司，以胜诉告终。

　　在打洋官司的过程中，他盘下了徐州贾汪煤矿的全部债权，成立了由他控股的华东煤矿公司。他宁愿损失因售煤坐收百万巨额的进益，再也不做买办，受洋商胯下之辱。

　　“火柴大王”的托拉斯胎死腹中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是刘鸿生创业的全盛时期。

　　1920年，当中国还盛行有毒自燃的黄磷火柴时，刘鸿生斥资12万元，在苏州创办了鸿生火柴公司，高酬聘用外国技师和留美化学博士，生产安全火柴。他决心与瑞典“凤凰”、日本“猴子”火柴抗衡，兼并了杭州“光华”及长江沿岸“裕生”等7家中小火柴厂，于1924年成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他用“产销联营”方式分割市场，缚住外国同行手脚；又用“联华制夷”、“联夷制夷”战术，各个击破洋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市场上，获得“中国火柴大王”的美称。

　　与此同时，刘鸿生看准一战后上海将发展成为东亚最大商埠而大兴土木的苗头，决心与唐山马牌水泥(华资)、大连龙牌水泥(日资)一争高低。为此，他充分调查市场，又赴德国考察，购回德产成套设备，于9月在龙华创办了上海水泥公司。他大胆聘用留美、留德回来的本国工程师，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成功生产出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检验合格的象牌水泥，形成龙(东北)、马(京津)、象(江南)鼎足三分中国水泥市场的局面。刘鸿生又使出“联华(唐山“启新”)制夷(日商小野田)”杀手锏，乘因“五卅”惨案掀起的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潮，赶走了那条骄横的日本“龙”。接着南京中国水泥公司“泰山”牌异军突起，刘鸿生采取“产销联营”方式，与“泰山”、“马”一起三家分配市场，平抑售价，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民族水泥产品主宰了中国市场。

　　刘鸿生经营煤炭业，必然要发展码头货栈业，但上海开埠后，黄埔江码头几被洋商霸占殆尽。他使尽招式，终于在1918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浦东董家渡沿江建成中华北栈码头、中华南栈码头和中华周家渡码头，于1927年挂出了“中华码头”的牌子，成为当时华商码头的老大。

　　1929年，刘鸿生在他的周家渡码头创办了章华毛纺织厂。“章华”突破日本技术封锁，依靠留学生和南通纺织专科学校高材生，解决染整工艺关键问题，其产品占领了军需和邮电用料市场。“九·一八”事变后，“章华”哔叽以“九·一八”作商标，立即畅销市场。
1930年，刘鸿生和他留学归来的堂弟合资兴办华丰搪瓷厂。不几年，“华丰”等五家民族资本搪瓷厂的产品，几乎包揽了中国搪瓷市场。

　　“创业惟新，不封故步”，刘鸿生雄视被称为西方“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要力争自己一席之地。他计划把刘氏企业，包括不久前成立的企业银行、大华保险，合并成一个托拉斯组织，拟聘请社会知名人士、地质学家丁文江为总经理(后未果)。1930年，以其雏形“刘鸿记账房”公开于社会，并在四川路造了一幢8层的“企业大楼”。他的煤矿、码头、火柴、毛纺、搪瓷、银行、保险诸业的办公机构，以及律师事务、总账房都分设在该大楼各层。第8层，则是刘鸿生的新公馆。刘鸿生居高临下指挥他策划中的托拉斯——“刘鸿记账房”，而这时世界经济危机恶浪滚滚袭来，刘鸿生左冲右突，奋力拼搏。

　　就在这一风云变幻之际，他又接受了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朱家骅的邀请，做了他人视为畏途的国营招商局总经理(1933年)。上任以后，他革除陋习，开辟航线，大大增加了总公司业务收入，却遭来了一群国民党官僚、地方豪绅嫉恨。1936年俞飞鹏主掌交通部，他赶紧退出这块是非之地。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上海民族工商业已纷纷倒闭，债主们接踵而来到“企业大楼”索债，因为传言“刘鸿记账房行将关门”，银行、钱庄银根紧缩，借贷无门了!刘鸿生想到出任招商局时，宋子文曾拍胸膛对他“必要时经济接济”的承诺，于是他登门拜访了这位“圣约翰”学长，请他关照中国银行贷款。

　　“你用什么作抵押呢，我的老同学?”

　　“我把刘鸿记所有股票作抵押，好吗?”

　　“哈哈哈，O.S.的股票价值，如今不跟草纸一样了吗!”

　　刘鸿记账房负债已超过资产两倍!刘鸿生无法调度资金，被追债的日子就像“年三十”似地难过。上海滩知名金融家、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伸出援助之手，同意该行的贷款转期，这才解决了刘鸿生的急难。

　　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起，刘鸿生无法在上海生存了，他的托拉斯终于胎死腹中。

　　重庆，蒋介石对他说：“鸿老先生，你要钱给钱，要原料给原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氏企业因大多在租界外，顿时为日军占领。1938年，原来谦恭有礼的火柴联营合作者植田贤次郎庐山真面目显露，以日本军部代表身份，威逼利诱刘鸿生出任伪上海市商会会长。刘鸿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一个冬天的深夜，登上英商太古轮，出走香港。刘氏在沪产业，日军即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超过1千万元。

　　刘鸿生1939年由香港飞陪都重庆。抵渝第二天，就接到蒋介石的请柬，邀他和穆藕初在黄山官邸夜宴。席间，蒋介石显得异常热情，口操浓重的宁波官话说：“鸿老先生，我们盼望你久了!这个我是知道的，你为了抗日救国，牺牲了你上海这个，一千多万元的实业，这个来大后方为国效力。你的精神可嘉!这个今天晚上，在我家里，我只请你和(经济部农本局)穆总经理藕初先生两位便饭。”

　　蒋介石离席，像发表演说般信誓旦旦地说：“这个穆藕老可以作证，鸿老先生为国损失的一千万元，我可以偿还给你!”

　　“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各种技术人才，这个你要钱，我就给你钱!这个你要原料，我就给你原料!你要人，我就给你人!”

　　事后他才知道，大后方经济落后，物资匮乏，急需能人打开工业局面，孔祥熙就向蒋介石推荐了刘鸿生。既然是为了抗日救国，刘鸿生就责无旁贷，立刻行动起来，筹建在重庆李家陀的中国毛纺织厂、长寿县的中国火柴原料厂。

　　首先，他让得力助手、四子刘念智返沪，拆运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念智用重金雇佣一个瑞士籍的犹太人，分批偷运出海。此君是上海滩黑道中人，一手持枪，一手要价，一手向日军司令部行贿打通关节——如此零零落落干了6个月时间，才把五百多吨机器断断续续运到仰光。

　　刘氏企业的纺织工、挡车工、机修工、技工等各种熟练工人，也应纷纷召长途跋涉来到大后方。

　　刘念智在重庆从蒋介石侍从室弄来张“予以紧急启运”的委员长手谕，但军统局控制的西南运输公司官僚机构忙着发国难财，置“手令”不顾。刘念智只好赶到仰光，购买了12辆“大道奇”，自己来运输。车队好不容易到了上缅战略要地腊戍，与云南边城保山遥遥在望了，岂料西南运输公司奉交通部长俞飞鹏手令，不许这些纺织机件装车内运。交涉无果，一等再等，结果等来1942年4月日军占领腊戍!在中国远征军大溃退中，300吨纺织机械不知流失何方；刘念智走野人山原始丛林，九死一生回到重庆。刘鸿生痛心疾首说：“小人，无视国难!俞飞鹏是报我招商局一箭之仇呀!”

　　后来机器东拼西凑勉强装配起来了，厂房也有了，只等钱这个“东风”了——几经战乱，刘氏企业委实枯竭了。那么“要钱给钱”呢?刘家人奔走财政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兵工署、四联总处、各家银行……最后老先生跑到曾家岩孔公馆，谒见财政部长孔祥熙数次，才得出一个眉目，其要领为：

　　——中毛、中火扩股成政府特种股份公司，由政府投资，均由宋子良任董事长，并由国货银行(宋、孔合办)任总稽核；

　　——刘鸿生任此二公司总经理，另派特务徐谟君、沈某分别担任中毛、中火的副总经理兼厂长；

　　——刘鸿生须筹组并出任官方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要订出实施条例，每年创收几千万元。

　　刘鸿生气得双眼翻白，仰天叹道：“蒋委员长要赔我一千万，原来这样呵!我这个昔日上海滩的大老板，如今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挣扎了一阵之后，只好束手就范，奔走大西南和大西北，努力办厂。以后两年内，他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还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三家火柴厂(合股)；在广西八步办了广西化工厂。这些厂，尤其是中毛、中火的产品垄断大后方市场，获利甚丰，但官股占4/5，刘鸿生终于悟出老蒋说大话的真谛。

　　香港，刘鸿生：“我的事业都在国内，怎能留在海外做‘白华’?”

　　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行将覆没。作为一个国共双方都了解的民族大资本家，何去何从，刘鸿生彷徨，苦恼，害怕。

　　他一度想赴台、去港，但举棋未定，不敢贸然行事。

　　他的六子刘公诚抗战时奔赴延安，是中共地下党员，如今不失时机向家人讲述时势和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而且还带来了延安抗大同学、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王先生”，由共产党解放全中国讲到保护刘老先生一家安全和刘氏企业完整。刘鸿生当即退席回避。“王先生”遂三登刘念智府宅，一一解释共产党各项政策，并希望刘氏企业组织员工护厂，防止汤恩伯狗急跳墙搞破坏。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随后，新华社的一则广播传到了刘家：“请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军保证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保证刘先生全家人身安全……”刘鸿生感触颇深，权衡利害，决定留在上海看局势，但是刘公馆已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上海社会局长陈保泰每隔1小时与刘鸿生通电话一次。眼看危险已迫在眉睫，刘家人正欲把老先生藏往中山医院时，陈保泰带着武装上门了。“汤总司令有请，蒋总统已派来专机，请刘老先生飞广州，参加紧急会议，共商国是。”不由分说，刘鸿生被架走了。

　　刘鸿生毕竟是风雨中人，眼看在广州的国民党行政院及各部、会乱成一团糟，就趁乱往香港一走了之。

　　他并没有留恋香港。二子刘念义来迎了，他说再等一下，这一等等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过不久，果然周恩来总理派专人来港做滞留在那里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工作了。他感慨地说：“我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我的事业都在国内，我怎能留在海外做‘白华’!”他又对二子念义说：“当年在重庆时曾有幸两次见到过周先生，他谦虚平易，丝毫没有国民党那种大官架子，当时我曾可惜他是位共产党人；现在他是新中国的总理了。他来请我们回去，感佩，感佩!”

　　刘鸿生乘太古轮直驶天津。甫抵津，就接周总理邀他赴京的电报。他终于和周总理促膝面谈了。总理详细询问了在港上海工商界人士生活和思想情况后说，共产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私人财产，包括工商企业和一切生活资料。民族工商业者可以保留过去的生活嘛，不要有什么顾虑。

　　“民族工商业者。”刘鸿生听着颇有感触，不自觉地重复了这一称呼。周恩来犀利的目光一下看透了刘鸿生心底的疑虑，就对他说，共产党是了解你刘老先生的，把你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对待。后者政府将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打倒这个与人民为敌的阶级；而刘氏企业这样的民族工商业，将会得到政府保护，这点刘先生可以放心嘛。

　　如此谈下来，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已是中午了，周恩来留刘鸿生便饭。席间，刘鸿生斗胆问道：“请问周总理，我办的华东煤矿是否可以发还给我?”周恩来略加思考，笑着回答告诉他，矿藏、铁路和一切公用事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同国计民生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华东煤矿将由国家接管。“至于私人股份，到适当时候我们公平合理估价，全部发还给你。”

　　回到上海，刘鸿生兴奋地对家人说：“周总理，非凡人才!既大度又体察细微。允诺则实事求是!”后一句是他对照蒋介石向他说假话、大话而发出的感叹。

　　以后，刘鸿生成了陈毅市长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座上客。作为“守法户”，他平安度过“五反”运动。刘鸿生先后被选为全国工商联常委、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10月1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锣鼓声中，刘鸿生平静地闭上了眼睛。这年初，价值两千万元的刘氏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他则享受五厘定息，生活宽裕。“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这是刘鸿生留给家属的最后一句话。
胡厥文先生曾赋一铭，概括刘鸿生先生千秋日月。铭曰：“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惟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捐，勤攻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