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农工党中央主席、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1898－1996)是毛泽东的老乡，他们交往的故事，可圈可点，感人至深。

　　1921年，长沙，共事省立一师

　　1921年春，周谷城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当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即主任)。同在一个学校里，常常是晚饭后毛泽东来到周谷城处，促膝长谈至深夜。有一次，毛泽东看到周谷城的书架上有英文版的三卷《资本论》，很感兴趣，说：“你看这个，不怕引起麻烦吗?”此后，毛泽东不时送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给周谷城看。有一次，毛泽东在夏曦的陪同下，赤足穿草鞋，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在讲台上向工人、农民宣讲：“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这一边，也不爬上那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这些话给周谷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周谷城受毛泽东的影响，在长沙写了两篇论租谷的文章，指出租谷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后来又写了一篇《农村社会的新观察》，文中说明租谷为什么是剥削，并把剩余价值的道理也插入了。1927年春在武汉，周谷城把文章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说：“这文章是花了功夫的，最好能在报上发表。”文章在报上发表了，反响颇大。“四·一二”事件后，湖南反动势力抬头，要捕捉写文章的人，周谷城逃往上海而幸免。

　　北伐战争，广州、武汉，毛泽东力邀周谷城参加农民运动

　　1925年春，国共合作准备北伐时，周谷城来到广州，住在粤秀酒家。毛泽东当时在广州负责国民革命宣传工作兼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两次到粤秀酒家看望。他对周谷城说：“周先生就在这里教书好啦，反正书也是要人来教的。”希望周谷城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执教。周谷城回答说：“我要回去，因为第一师范的事，我还没有辞去。”一个星期后，周谷城回到长沙，在毛泽东的影响之下，参加了省农民协会，并且当了顾问，被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也到船山学社(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教书，并同徐特立、柳直荀一起，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帮助革命。

　　1927年春，周谷城到了武汉。初，在邓演达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后来，毛泽东组织一个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河南前线去工作，想要周谷城担任秘书，周谷城因身体衰弱且有痔疾，婉言谢绝了。毛泽东在黄鹤楼下一个名叫“一枝栖”的小旅馆里找到了周谷城：“你为什么住这样一个旅馆?”“便宜得很。”毛泽东又问：“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去，可不可以到全国农民协会来?”周谷城终于答应了。第二天，他按时到了毛泽东指定的地方。毛泽东说：“周先生，你就到全国农协工作好啦。”在全国农协，夏明翰是秘书长，周谷城做的是宣传工作，两人合作得很好。后来蒋介石封锁长江下游，武汉很快就成了死城。毛泽东到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周谷城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周谷城住在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以译书、卖文为生。抗战前夕，他接到一束卷得很紧的报纸，打开一看，是毛泽东“致师友”的一封信，有顾颉刚、周予同、舒新城、李达、周谷城及程潜、李烈钧等。毛泽东信中反复说明形势紧急，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一别十八年”，1945年，重庆重逢，热泪盈眶

　　1945年抗战胜利，毛泽东为着和平来到重庆。国民党的报纸上封锁消息，《大公报》刊发通栏标题：“毛泽东先生来了!”周谷城立即跑到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张西曼处打听消息。张告诉周，协会会长孙科要开茶会欢迎毛泽东，嘱周谷城按时到会。那天，周谷城早早到了会场，等在会场入口处前约几十步的地方。不多时，毛泽东来了，身穿工人装蓝布衣服，头戴白色邮帽。周谷城走上前握着他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毛泽东却大声地说：“您是周谷城先生吗?”“是的。”周谷城答道。“一十八年了。”毛泽东眼里含着泪花。周谷城也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声音颤抖地问：“你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吗?”“我这个人呵，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说着，毛泽东向会场走去。

　　过了两天，周谷城又同徐斌、叶立群、翦伯赞、邓初民等十几个人到张治中公馆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谈了复员回南京的问题，说复员问题并不简单，大家要听话，听人民的话。周谷城深感毛主席很念旧情，懊悔当年没有同他一道走，心中不安。
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他们在上海会面交谈时，周谷城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毛泽东连忙摆手，当着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等人的面大声地说：“没有人怪您!”

　　1956年，中南海游泳池，畅言真理问题

　　1956年，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的布棚下，把周谷城召去畅谈。周谷城一到，毛泽东就问：“你能游泳吗?”周谷城说：“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毛泽东说：“试试看。”

　　于是两人换上泳装，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一端下去，在水中游起来；周谷城从浅水一端下去，一直不敢到深水里去。

　　毛泽东喊道：“来呀。”周谷城说：“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游罢上岸，周谷城穿上衣服，毛泽东只披了一件睡衣，又坐在遮阳棚下，毛泽东拿出一本大字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挑出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那一段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但到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但要坚持。”

　　他们交往日益增多，毛泽东去上海时，均邀周谷城相聚；周谷城到北京，也大多被毛泽东相邀畅谈。他们是通过畅谈历史来表达各自的感情的。

　　1958年，上海、北京，毛泽东支持形式逻辑辩论

　　毛泽东非常支持周谷城的学术研究。

　　1958年的一天，他在刘伯承、贺龙、叶剑英几位元帅和林伯渠、徐特立几位老人陪同下来到上海，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时已傍晚，把周谷城召来了。此际，周谷城因不满苏联一些逻辑的著作，曾在《新建设》上发表过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文章刚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周谷城对杂志社说，只要给我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这件事很快被毛泽东知道。所以，待周谷城一坐定，毛泽东拿出一本《新建设》杂志，于是他们之间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毛泽东：“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周谷城：“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过来，我受不了。”

　　毛泽东：“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我的意见很少有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又说：“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后来，果然有人寄来了几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地方，就是引用了周谷城的话的。周谷城参加辩论的勇气陡增了。

　　吃饭的时候到了，毛泽东站起来，热情地邀请：“我请客，周先生同我坐。”

　　后来，《人民日报》登载了周谷城的一篇文章，题目仍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并用长途电话把周谷城叫到北京中南海。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问题转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周谷城答：“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毛泽东夹着英语风趣地说。

　　“中学高中班、大学初年级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周谷城紧接着说。毛泽东说：“懂不懂，当然也有人觉得是个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毛泽东在逻辑辩论方面对周谷城就这样关怀、照顾、支持、鼓舞，留下历史美谈。他还对周说过：“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或是旧的，过去的或是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当然处在毛泽东这样地位公开表态是有所不便的，所以当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出版前，想请主席写导语一事，被婉辞了。

　　毛泽东回信说——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覆，顺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1961年五一节，上海，天马行空，无所不谈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到上海，在锦江饭店会见周谷城、陈望道、沈体兰、沈构非、周信芳、金仲华等知名文化人士，曹荻秋也在座。谈话无拘无束，很自然。毛泽东详细地问到周信芳的年龄，又问到沈体兰的年龄。大家汇报的都是生活琐事，毛泽东却很爱听。这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周谷城在家里已经睡了，忽接报社来电话，要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表示欢迎毛主席。周谷城坚辞，说写不出。记者强求说：“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周谷城说：“主席是内行，要求能不高?”后来因推辞不了，勉强写了一首，题目叫《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词曰：“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日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海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读后，便打电话召见周谷城。5月3日下午3时，周谷城到毛泽东住处。

　　进客厅，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周谷城说：“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

　　毛泽东说：“恐怕不止一首。”

　　周谷城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

　　“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见毛泽东如此说，周谷城于是进一步解除顾虑，以说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罗唆。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罗唆，可能就是发牢骚。”周谷城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根据，但毛泽东仍微笑着，没有说他荒唐。

　　周谷城更进一步笑着说：“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是呀，老干巴巴，有什么味。”毛泽东说。

　　“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周谷城又笑着说。

　　已是6点钟了，他俩的谈话还没有完。后来转而谈政治。周谷城偶然提及了邓演达先生，毛泽东随即问：“你认识邓?”周谷城说认识，毛泽东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谈到这里，他俩在一个小桌子上吃晚饭。饭后，周谷城就告辞回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上汽车。

　　毛泽东与周谷城几乎无话不谈，犹天马行空，乘兴而发，但见地深邃。1965年，在上海西郊那次谈话，谈到“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毛泽东)。“他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没有下文了”(周谷城)。“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毛泽东)。后来谈起李商隐时，周谷城随口用他的湖南腔朗诵起李商隐的一首七律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最后两句周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毛泽东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续了上去：“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是写唐玄宗时安史之乱“马嵬之变”的，没有深交，谁敢在当代中国第一人面前咏叹?而且这样的畅谈，恐怕只有像周谷城这样有深厚学术功底的人才有可能，也才能使这种畅谈充满温馨和情致。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这对老友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到了“文革”，周谷城只能在牛棚里听毛泽东的谈话录音，其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