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6日 星期六   

山水有意人有情

发布时间: 2003-05-24 12:03:04    来源:浙江省委统战部

——杭州西湖与两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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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上半叶,在杭州发生影响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1922年的中共西湖会议,另一是1937年的国共杭州谈判,它们为西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西湖会议:揭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中国大革命序幕

  1922年8月下旬,建党才一年的中共的几位主要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7人先后来到杭州西湖,举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史称“西湖会议”。

  西湖会议是马林倡仪下召开的。马林,原名亨克·斯内夫得特,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在荷兰殖民地爪哇(今印度尼西亚)进行革命活动,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为了建立和中国革命的直接联系,委派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到上海。马林曾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从多方面调查了解了中国的政治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是关系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成败的大问题。在上海,他会见了国民党驻上海的负责人张继,认为此人“比我曾遇到过的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由于张继的介绍,国民党邀请马林与孙中山作了三次长谈,得使孙中山“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他们还谈及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

  1922年3月,马林在上海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商谈,建议他们“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也就是有名的“党内合作”建议,但中共中央及多数党员干部不同意马林的这一建议。同年4月,马林前往苏俄,向共产国际递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报告介绍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现状以及国共两党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尽快使国共两党实现“党内合作”。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决定,肯定马林所建议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并且明确指出在合作过程中国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劳工群众。几天后,马林带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返回中国。

  当马林到达上海时,中共“二大”刚刚闭幕。他得知“二大”仍不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便力促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这个会议的地点选择在杭州西湖,时间定在8月29日至30日。

  马林在“西湖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定”和“八月指示”,指出了中共“二大”通过的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是“空洞的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坚持他主张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他仔细地解释了必须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理由:一是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而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起的作用都还很小;二是孙中山的国民党在中国是一个有力量的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政党,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三是孙中山只能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四是中共要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学习西欧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五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争取过来。会上围绕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基本上同意“党内合作”,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共产党员加入后不会受到严重约束;联合战线不易实现,而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易于行通的办法。李大钊提出,先由中共少数领导人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这样既不违背“二大”的既定政策,又可避免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张国焘、蔡和森仍反对“党内合作”。他们的理由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产党内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党员加入其中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他们主张,组织一个联合战线委员会,让国民党员占委员的多数,由孙中山任委员会的主席。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结果反而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可以服从,只是必须向国民党提出一定的条件,即孙中山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取消入党时要求履行打手模及向个人宣誓效忠等落后的入党手续。

  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30日,参加会议的7人基本上同意少数党员干部以个人身份先行加入国民党。这样,中共由“一厢情愿”的“党外合作”开始向“党内合作”迈出了一大步。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又一进步。

  西湖会议结束后,李大钊留在上海,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工作。陈独秀、李大钊、马林等多次拜访孙中山,向他提出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并建议他改组国民党。此时,因陈炯明武装叛变,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他在困惑之时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情和支持,欣然同意国共合作,并接受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改组会议。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孙中山即席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后来又加上扶助农工,称为“三大政策”),受到与会者赞同。

  1923年,孙中山返回广东,派遣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召开。出席开幕式的代表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隆郅(立三)等二十多人。他们在这次大会上起了重要作用。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大会最后选举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促进中国大革命高潮到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因此迅速发展,党员在二大时仅为195人,到4年后“五大”时,已近6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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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谈判: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战

  1937年3月25日傍晚,一辆小轿车在西子湖畔九莲村3号(今城河下9号)一幢幽雅的别墅门口停下来。车上走下一位中年男子,瘦削的国字脸上,一双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随后下车的是专程从上海陪他到杭州的中共联络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

  周恩来就下榻在这幢雅称“柏庐”的西式别墅。“柏庐”左侧是护城河,右侧是昭庆寺,曾先后做过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的官邸,其院子格局和主体建筑历经六十多年风雨而旧观依然。周恩来来到这里,将代表中共与正在西湖休养的蒋介石进行最高层谈判,商议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一致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口向周恩来许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诺言,并以“领袖人格”担保。1937年2月9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人开始在西安举行正式会谈,历时一月。蒋介石在3月间电邀“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3月22日,周恩来由张冲陪同从西安飞赴上海,会见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等,互相交换了文件。几天后,就有了周恩来的西湖之行。

  蒋介石把国共两党的谈判地点放在他与夫人宋美龄的西湖行辕“澄庐”。澄庐在涌金门东北、湖滨公园临西湖处,原为清末民初实业巨子盛宣怀四子盛恩颐的别墅。这幢式样别致的奶黄色别墅三层三开间,楼内有居室多间,二楼走廊贯穿南北,步入南端的大阳台,西湖山水尽收眼底。老蒋得势后,凡来杭州,西湖“澄庐”成了他的憩息地。周恩来、潘汉年来杭后,便在此楼进行了会谈,后又移至距杭州70公里外的莫干山续谈。

  在杭州谈判中,周恩来表示了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当面提出了“六项口头声明”,并递交了“十一项书面要求”。其基本内容仍是中共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回电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即:(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方面“能毅然决定此国策”,则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作出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为取得国内和平、实施“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一任务而采取的让步,其目的是取消两个政权两支武装的对立,以便迅速实现对日本的抵抗;同时它又是有原则的,周恩来一再向蒋介石说明:中共“拥蒋”的立场,是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计谋求与国民党合作的,我们寻求的是彼此的谅解和相互的真诚,决不能接受国民党关于“投降”、“收编”等种种诬蔑。

  对此,蒋介石不得不说,中国共产党是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的,是一股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但国共分家,导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各地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对此,彼此都要有勇气去检讨过去。

  周恩来说,我们对于合作是有充分诚意的,我们几次明确表示过,大敌当前,国人应当也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去抗击外来的敌人入侵。我们党明确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南京方面也应该给他们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彻底地实现和平统一。周恩来紧扣主题,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苏区完整、政府民选、红军不变等几项主张,要求蒋介石给予明确答复。

  蒋介石表示,这些都是枝节问题,容易解决。他认为中共不必提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本人合作,只要拥护他当领袖,一切都好办。希望中共搞一个与他永久合作的办法,这样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发生分裂,免得因内战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他甚至激动地说:即使办法尚未出台,也决不再打红军,不来干涉苏区的内政。周恩来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所谓的永久合作是有条件的,但眼下最要紧的是共同创造一个全民抗战的局面。所以周恩来提出,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思考良久后表示:纲领也好,与我的关系也好,这都要你们去想办法。中共可以参加几个月后召开的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保持完整,但正职必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担任,以应付各方;军队人数也同意中共意见,可以设总司令部,国民党只负责联络;粮食接济定额可以设法办到。

  谈判几易场地,几番交锋,各自作了一些让步,向着“求同存异”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最后,同意由周恩来根据这次谈判精神,回延安起草一个共同纲领的草案。并约定两三个月后在庐山会议时作具体讨论。

  张冲在会谈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位当年在上海滩炮制了“伍豪脱党启事”的“中统”干将,此时却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他钦佩周恩来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和坦荡人格,并为对方的交涉才干和潇洒风度所折服。两位浙江同乡(张冲是乐清人)从此结下了超越党派利益的私人交情。会谈期间,周恩来还带给蒋介石一个意外的消息,告诉他刚刚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共中央通过苏联内务部已查到蒋经国的下落,并已得到苏联政府的批准,让他立即返回中国。这使蒋介石惊喜交加,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是张冲为中共出的主意。以后,张冲作为蒋介石的特使,又“劳神焦思”,“奔走坛坫”(周恩来语),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3月底,周恩来带着张冲编制的与蒋介石联络的专用密码本由上海飞抵西安,并于4月4日回到延安。

  中共中央在听取周恩来关于谈判的汇报后,确认杭州谈判已为全面停止内战、初步融洽两党关系、开始转向共同抗日铺平了道路,随即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向全党宣布:“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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