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一贯地尊重、关心党外人士，真诚地同他们交友，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战争年代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各个时期都留下了邓小平与党外人士交往的传世佳话。他的人格魅力令党外人士倾倒，他也因此深受党外人士的信任、拥护和爱戴……

翻山越岭顶春寒：探慰弥留中的爱国名士

　　１９４１年初春，大地封冻，时任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的邓小平和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翻山越岭，赶赴辽县（今左权县）香烟岭下的小山庄——田渠坪，看望病中的“文坛健将”宋汉章。宋系清末廪生，废除科举后入山西优级师范，毕业后曾任辽县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善诗能文，亦精书法，桃李遍布太行山，为当时辽县二才子之一。

　　抗战爆发后，年近六旬的宋汉章利用其社会名流的影响，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１９３９年日军侵占辽县，妄图让宋汉章去做伪县长。宋汉章逃往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日。日军找不到宋汉章，就把他的胞兄抓去做人质，后又将他的儿媳和９岁孙女抓去，妄想以此逼其就范。生死关头，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联合劫狱，救出宋的亲人。邓小平和宋汉章初识于桐峪镇。１９４０年春，在该镇召开的辽（县）、黎（城）、涉（县）三县士绅座谈会上，时任辽县参政会参政员的宋汉章听了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的讲话之后，深受感动，即席作联曰：“彼占城，我据乡，广渺相比日本定是短命鬼；他速战，咱持久，岁月蹉跎中国真乃不倒翁。”宋汉章在发言中以亲身经历，悲愤地控诉日军暴行，大大激发了与会人员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八路军总部送他一面锦旗，上书“忠贯日月”。

　　日军于１９４１年春将宋的独生女宋淑德捕去，严刑拷打５０多天。淑德宁死不屈，日寇残忍地将她刀劈于县城，将其头喂狼狗。宋汉章先生闻知，锥心泣血，卧病在床，赋《自挽》七律一首：“雪上加霜横祸连，落井下石志弥坚。生平耻患软骨病，不做汉奸心自甜。只望曾参养曾皙，岂知颜路哭颜渊。老夫何惧面阎罗，愿伴‘夕阳’下西天。”

　　邓小平钦佩宋汉章的民族气节，专程登门慰问。病榻上，宋已不能言语，用颤抖的唇舌和热泪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感激之情。

　　宋汉章辞世后，辽县政府敬送挽联：“文坛健将，不畏强暴，芳名永留百世；缙绅楷模拒贪禄利浩气长驻千秋。”

共进午餐，向费孝通请教民族问题

　　大西南解放伊始，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为了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邓小平专门邀请当时率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访问和调查研究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他办公室叙谈民族问题。

　　邓小平开门见山地问费孝通，你认为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费孝通坦率地说：还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解放前，少数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外，还要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对汉族有一种反感心理。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对汉族的隔阂仍然存在，所以，让少数民族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邓小平称赞费孝通说：问题抓到点子上了。少数民族有点怕汉人，确实有历史原因。现在我们的干部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汉人形象，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深入下去，和他们交朋友，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新汉人。邓小平还对费孝通十分中肯地说：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们要承担责任，自己要先认错、道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比如长征时，红军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的种子，产生过一些好的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有的同志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违反纪律的事。解放了，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责任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也很坦率地说，那时红军把粮食吃光了，自己心里不愿意，现在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这就叫以心换心。

　　邓小平这番坦诚的话，使费孝通很受感动，便接着进言，要解决民族隔阂，主要应该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邓小平说道，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但是应该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只要大民族主义一抛弃，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会出现了。

　　两个多小时的叙谈后，邓小平热情地留费孝通共进午餐。他们边吃边谈，十分投机。邓小平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你是专门研究这项工作的，要多参谋啊！费孝通说，不敢当，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指示。

留住旧职员，深得毛泽东赞赏

　　云、贵、川、康刚解放时，由解放军接管并改造各地县原国民党政府旧机构。邓小平认为，一个地方政府机构的接管和改造，不能把旧人员统统一脚踢开。他主张尽可能录用旧人员，包括财政、金融、工商、交通等各方面的机构，不仅可以录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就是原国民党地方系和中央系的旧政府人员，也可以以各种形式容纳。他指示各省地县，在各级政府机构中，要准备至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

　　贵州解放后，杨勇、苏振华、徐运北在接管各地时曾提出“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对公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的主张，邓小平果断地予以阻止，进行了纠正。他指出：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

　　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对稳定解放初期西南的政治经济局势，顺利开展剿匪、征粮、恢复生产、调整工商业等繁重任务，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对西南局的统战工作很满意，并将西南局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批转各中央局。

火锅宴“唱大戏”：邀工商界五老畅谈现代化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就在考虑团结更多的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一心一意为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而奋斗。他考虑到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他们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经验，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要用起来。是时，恰好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他提了一个名单，共有５人，他们是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和周叔弢。

　　邀见日期是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上午，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准时了，他笑容满面，精神抖擞地走过来，与五位老人一一亲切握手。随同小平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纪登奎、陈慕华等。大家情绪高涨，喜笑盈盈，向五位老人一一问好，握手拱拳。

　　邓小平亲切地望着五位老人，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笑着说，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２０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称他们是“老同志”，使工商五老耳目一新，深感从来没有过的信任。五位老人认真听着小平同志的介绍，四位在沙发扶手上做笔记；胡厥文耳背，由他带来的秘书作记录，他则看着邓小平，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邓小平又抽了一根烟，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关门是搞不好的。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五老都跃跃欲试。他们都是有备而来，事前在各地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三十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三百多人。

　　胡子昂告诉邓小平，在刚结束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会议上，自己说了，“当前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显示出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出力效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邓小平微笑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快点，又要不重犯１９５８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邓小平接着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胡子昂接着进言，说，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该摘掉。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摘掉帽子，有些企业把工商业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古耕虞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补充。他说：“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来信，那里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投资，为祖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我看首先要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统战干部在‘文革’中受冲击得厉害，说是投降主义。由于资本家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邓小平听后十分干脆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谈到具体工作，荣毅仁直言，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立足于使之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临近中午，工作人员在福建厅支起两张圆餐桌，并搬来两只紫铜炭火锅。邓小平笑眯眯地说：“今天我请客，请大家吃火锅。”这顿火锅宴，吃的是极普通的北京涮羊肉，简约朴素，但意义深远。

　　五天以后，即１月２２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代表中央宣布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退还“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存款、财物，补发被扣发的工资，退还被占用的房屋，调整他们的工作，改善有关福利待遇。

请荣毅仁出山：“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

　　邓小平在邀见工商界五位元老的谈话中，直接点将，希望荣毅仁“出山”，要他摆脱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围绕开放、创汇，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希望能创出一条新路来。“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还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与荣毅仁具体联系。当时，荣毅仁的“小集团”冤案还没有平反，邓小平这样直接点将，对他充分的信任和起用，使荣毅仁感奋不已，多年未酬的壮志终于可以实现了！

　　荣毅仁反复考虑邓小平谈话的精神，根据自己熟悉商品经济的经验，选择了创办带有风险性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便能够多为国家创汇，争取弥补经济建设中的资金不足。一个月以后，荣毅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６月２７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荣毅仁创办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自始至终得到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关心。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都在荣毅仁的报告上作了“同意”的批示。在几次大会上，邓小平见到荣毅仁时，总是关心地问道：“公司筹备得如何？”当荣毅仁又一次见到邓小平时，邓小平对他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信公司成立五周年时，邓小平又亲笔以“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题词鼓励荣毅仁。同时，为纪念中信公司成立五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邓小平在会见中外代表时说，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荣毅仁不负邓小平和党中央的期望，以他熟悉商品经济之长和非凡的胆识才干，把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中信公司发展成近三万人、总资产达数百亿的大企业集团。

一番肺腑话，尽释冯氏亲属对历史旧事的顾虑

　　１９８２年是著名爱国将领、民主人士冯玉祥诞辰１００周年，北京要开纪念会，冯氏亲属也从海内外赶来与会。冯氏亲属到京后被告知，邓小平要接见他们。得知这一消息，冯氏亲属格外兴奋；可一位长者提起一件往事，却令亲属们心中不免有了一丝顾虑——

　　１９２６年５月，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赴苏联考察，看到政治工作在红军队伍中起到重大作用，很有启发。回国后，他便委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军政治部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刘伯坚请求中共派部分在苏联学习的共产党员到部队里来开展政治工作，以振士气。不久，邓小平等一行二十多人受中共派遣，启程回国，于１９２７年２月到达国民军的西北驻地从事政治工作。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为了东征讨蒋，也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至潼关，做拉冯反蒋的工作。在冯玉祥所部欢迎邓演达的大会上，邓演达发表了演说，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种种事实，赢得了与会者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响起了一片“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口号声一停息，邓小平从会场的后排站出来又高举拳头，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

　　当时，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认识不清，曾多次颁布命令不准部属从事反蒋活动，不准呼喊反蒋口号。因此他立刻宣布散会，并授意军法处以“破坏军纪罪”将邓小平逮捕囚禁。最后，在刘伯坚的劝说下，邓小平才得以释放……

　　然而，完全出乎冯氏亲属意料的是，邓小平在接见他们时，对冯玉祥的一生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他说：“１９２７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焕章（冯玉祥字）先生和我们是有因缘的。”还说，“焕章先生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的一生有很多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好朋友。”

   邓小平的一番话，令冯氏亲属感动不已，他们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广阔，不计前嫌，在对党外朋友的看法和评价中，决不掺杂任何个人因素，而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跨越时空，与张学良的半世神交

　　邓小平与张学良虽然毕生未曾晤面，彼此却有半世神交。

　　邓小平对张学良的敬重，萌生在西安事变前。１９３６年初冬，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率兵在甘肃一带征战，忽然患了非常严重的伤寒病。当时红军药品奇缺。叶剑英知悉后，将红军急需药品和军需的情况，委婉地向张学良作了说明。张学良那时虽然还不了解邓小平，却当即下令从东北军的军需之中给红军解决法币５万元，又批给了１万套棉衣及药品等物资。病中的邓小平在得到张学良拨调的药品和棉衣后，病情竟一天天地好起来。

　　此后，邓小平始终记着张学良当年雪中送炭的这件往事。

　　张学良对邓小平的特殊印象缘于“文革”，他对这位三落三起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人物，心里充满着敬佩之意。他恢复自由以后，多次向由东北前去探望他的乡友们询问邓小平的情况。当他听说邓小平在内部讲话中提出欢迎他在有生之年返回祖国大陆时，从心里表示谢意。

　　１９９０年５月，当邓小平从《内参》上发现来自台湾的关于《国民党元老张群等拟发起张学良九秩寿庆》的消息，以及有２００多位国民党军政人士签名的《张学良先生九秩寿庆发起人名录》时，当即给邓颖超打电话，商量我方在台湾庆祝张学良九十寿辰的时候如何有所表示。邓小平认为：台湾各界人士在蒋经国病逝以后举行的这次“公开祝寿”活动，实际上在暗示着国民党人对张学良数十年幽禁生活的一个“平反”！邓颖超根据邓小平的建议，遂于是年５月３０日致电张学良，对他的九十大寿表示祝贺。邓颖超的贺电中有云：“忆昔五十四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殛、国事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以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敬仰”。“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想先生思之亦必欣然而自慰也。我和同辈朋友们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

　　邓颖超发来的贺电让张学良格外激动。他知道这份简短的贺电背后包含着无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祝福与怀念。所以，命人抄成大字，悬挂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昆仑厅寿庆会场的正中央！

　　１９９１年３月，台湾当局允许在台湾幽居数十年的张学良将军赴美国探亲访友。张学良３月１１日在台北桃园机场登机时，对记者发表他随时可能返回东北故乡的谈话。邓小平为之感动，当即在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决定派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学良原东北军旧部袍泽吕正操将军前往美国。同时，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委托，又亲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让吕正操转交张学良。

　　吕正操一行辗转飞旧金山、洛杉矶，抵达纽约。获知吕正操飞抵纽约，张学良十分高兴。吕正操是他在中共内部感情较深的部下和朋友之一。虽然张学良当时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可是他还是接连会见了吕正操两次。第一次是在他下榻的贝祖贻夫人家里，吕向张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共叙别后情谊。第二次则在曼哈顿中区一家瑞士银行的会客厅里。那里既安静又可回避记者的视线，吕正操则郑重地将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递交张学良本人。张学良很激动。他的眼神不好，急忙戴上眼镜，反复将那封信看了两遍。特别让张学良感动的是，邓颖超在信中提到她是受邓小平先生的委托，诚恳地期盼张学良在方便的时候，返回祖国大陆看一看。张学良当即对吕正操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颖超女士。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张学良又向吕正操询问了邓小平等中共有关领导人的情况。吕正操特别向他介绍了邓小平对他的关注和邀请。张学良听了，眼里泪光闪动，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他尤其对邓小平女儿邓琳在香港托人转送他国画《梅花》一事，始终感念不已，并要求吕正操回国后代他向邓小平致意。张学良对吕正操说：如果我有一天回去的话，一定要去拜访“中枢诸公”！

　　６月４日吕返国前，张与吕又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里见了一面。张学良将他亲笔写给邓颖超的信交给吕正操代转，信中写有“寄居台湾，翘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会，定当踏上国土”等语，对祖国和中共领导人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

　　吕正操从美国返回北京以后，邓小平又指示以吕正操为主组成一个接待张学良归国的工作班子，准备随时接待张学良，并且为张学良夫妇来后的住处也都做了必要的安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终于没有实现他多年的归乡夙愿，也就永远地失去了与神交多年的邓小平相见的机会。

   （编后记：邓小平与包玉刚、李政道等港澳海外人士的交往，本刊过去多有详细报道，本文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