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初，中共浙江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小平同志将到杭州过春节。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第一次到杭州，也是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接待小平同志——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将省委机构改革的计划上报中央，并获政治局批准，我与省委的大多数同志都将退居二线，一批年轻同志将担任领导，只是根据中央指示尚未公布。

　　二月的杭州，春寒料峭，尤其是漫步在西湖边，扑面的西北风充满寒意；然而，人逢喜事精神爽，想到小平同志的光临，我心暖如春，毫无寒冷之感。

　　说实话，在有“天堂”美誉的杭州城，省委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国贵宾的机会很多，尤其是在西子湖畔的汪庄、刘庄宾馆，我接待过毛主席、周总理及叶剑英、李先念、陈云、彭真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会见过铁托、齐奥塞斯库、蓬皮杜、伊朗巴列维公主、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和王后等外国贵宾。不过接待小平同志，还是第一次，但此刻我并没有见国家领导人的那种紧张和拘谨，只有满心的感慨和兴奋，因为小平同志在我心里从来就不是神，而是自己从战争年代起就打心眼里尊敬和佩服的领导人。

　　邓政委派队伍来接我们

　　抗战初期，我和另外一些同志奉党组织的命令在国民党部队做统战工作。1939年初，我们接到情报：蒋介石已经下了密令，要把在石友三部队里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出去，营级以上调重庆听训，连、排级调洛阳受训。目的十分明确：要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部队赶尽杀绝。为了防止蒋介石下毒手，中共中央北方局给我们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记得那天凌晨，我们借着晨曦悄悄起身，为了不出意外，轻手轻脚走出宿舍，摸黑集合。那时我的心里像揣进了一头小鹿，扑腾扑腾跳个不停。

　　当时我到部队已经一年半了，从河南到山西，参加过打鬼子的多次恶战。但此刻的险境不容乐观，那时周围村里都是国民党部队，如果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工发现，要解决我们这185名赤手空拳的人，真是易如反掌!

　　天将黎明，寒雾散去，我们急行军数里，陡然发现，不远处迎面走来三四十个精神抖擞、全副武装的八路军战士。带队的同志先行举手：“报告首长，我们是一二九师的一个加强排，邓政委派我们来接你们的!”部队首长为我们想得真周到，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又经过三十多里急行军，我们终于安全到达了解放区。行军途中，一位同志告诉我们，邓政委就是邓小平同志。

　　也是在这年底，我们抗大一分校东迁，校部带着我们全校干部从山西迁往山东，又一次经过一二九师防区，邓政委与学校领导见了面，还专门派出部队，警戒在平汉铁路两侧，保护我们抗大全校干部的安全转移。

　　战争中生死患难凝成的感情是刻骨铭心的。

　　上海解放后，我们听说陈毅司令员曾想让吃过大苦的二野留在富饶的华东，让三野继续南征，解放大西南。可是刘伯承和邓小平都不同意，他们继续远征。就在二野即将进军西南之际，刘、邓两位首长来上海华东局告别。当时，华东局为了稳定上海市场，正研究是否取缔证券大楼，以端掉银元贩子老窝。邓小平快人快语，坚决支持果断行动，彻底查封证券大楼。战争年代小平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便是一员勇猛战将，敢作敢当。

　　邓小平给1975年带来了生机

　　要说我对小平同志有更深的了解和信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的确是使中国经济步入腾飞之路的领航人。

　　“文革”初期，我在舟嵊要塞区部队当政委，从内心来讲，我不赞成打倒刘、邓，一直不赞成!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不同意开除邓小平同志党籍。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等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再开除!当我从传达中得知毛主席这样说过时，我心里真感到由衷的欣慰。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我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参加革命35年，第一次从做军事工作转到主管一个几千万人民的衣食住行的省，担子更加重了，我深信工农业生产不抓不行。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毛主席亲自向与会同志介绍：“我给你们请了个参谋长!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他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不久又得知，金日成访问北京时，毛主席向金日成介绍：小平同志打仗有经验，也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你们今后有事情可以找小平……

　　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央向全国各民族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1月25日，就在四届人大闭幕刚一周，小平同志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这以后，“四人帮”拼命喊着“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等口号，煽动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主持实际工作的小平同志，不理睬那一套，始终强调着一个中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记得当时读到小平同志在铁路运输问题工业书记会议上讲道：“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了!”我备感鼓舞和力量，仿佛又听到当年周总理痛斥派性，号召抓生产、抓业务的一次次教诲。

　　浙江是农业大省，必须把农业搞上去。我深入县市，理直气壮地强调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重要性。大抓农业学大寨，落实春播夏收，1975年的上半年，尽管有各方面的不协调之音，但省里工农业生产局面，都有了较好的起色。小平同志发起的整顿之风，给神州大地带来了生机。

　　1976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军区汤山八三医院治疗脑血栓。8月，中央发来三次特急电报：毛泽东主席病危。按照医院意见，我必须全休至1976年底，但我再也无心住院治疗，匆匆赶回杭州。一回到杭州，问题就接踵而来，我便投身工作。到杭州第一棉纺厂了解情况时，正在激烈辩论的两派立即围拢我，要我表态：邓小平的一系列“整顿”方针，是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毫不含糊地回答道：据我所知，全国各行各业抓整顿，抓生产，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央定下的方针政策，不是邓小平同志一个人的决策，说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提法不准确……第二天，大批铁瑛包庇“右倾翻案风”总头目邓小平的大字报贴满大街……我当时认准一条，无论怎么说，发展生产，把经济搞上去，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绝没有错。

　　两次中央会议，喜听小平同志一席话

　　1978年10月，我与陈丕显同志正率中国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接中央紧急电报，提前回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受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中央工作会议上争论很尖锐，最焦点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下去。“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是要彻底清查，但是，如果按照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指示那样——“要像打日本鬼子那样，一件件查清楚”，我心里又有些不同的想法。查不查?应该查!可是根据多年来我与造反派打交道的体会，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除了少数坏人外，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有错误、有缺点，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打日本鬼子那样的敌我矛盾。不少帮派头头，绝大多数也是有热情的年轻人，有些人甚至是很有才华和组织能力的。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政策错了，误导了他们，他们才会分不清敌我、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来处理，使许多老干部受到冲击，伤害了许多同志，使国家蒙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把“四人帮”打倒，彻底批判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如果我们依然像他们那样继续只抓阶级斗争，不分清楚两类矛盾，只抓“革命”不抓生产，又怎么走出那个自相残杀、自己损害自己的怪圈呢?又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怎么富国富民，更怎么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呢?

　　总之，走进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地京西宾馆时，我仍不能从纷乱的思绪中解脱出来。

　　四十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同志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应该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一批老同志的职务。当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那浓郁的四川乡音一在礼堂里响起，依然像1958年听他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时那样干脆利落，直奔主题，三两句话就把人的心牢牢抓住——

　　“我就讲一句话，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过去的问题宜粗不宜细’。同志们，我们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赶紧转移，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转移到以抓生产为重点上来!”

　　话不多，却使我异常振奋。心头的疙瘩，迎刃而解。

　　记得小平同志讲得十分恳切：“我们要解放思想，如果说毛主席说的就要坚持，我也不能出来了!”确实，谁也没有忘记1976年毛主席为天安门事件定的性质。会前小平同志曾给中央写过一封信，信中建议：要恢复老干部的工作，不能凡是主席定的都不能动。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派性泛滥，是非混淆，四分五裂。许多问题是糊涂账，往往越争吵越糊涂。依小平同志的建议：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不要争论不休，不要再争了，全党团结起来向前看!不用细解释，我们已经听出小平同志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事要“像当年打日本鬼子那样，一件件查清楚”的看法不同，两种看法相比一下，确实是小平同志高出一大截。

　　对于帮派体系的处理办法，本来中央也发了一个通报：以上海处理情况为例，向各省通报。我们理解，这就是让各省参照此原则办。所以我们浙江省基本上就按这个原则来搞的。河南省也是如此。有些省以中央没有正式文件为由，等在那里对帮派体系头头不处理。

　　“老是等着中央指示作什么呢?”小平同志快人快语：“你们处理嘛，大胆处理嘛!有的省不是已经处理了嘛! 不是很好嘛!你不处理，他帮派体系还叫你给他说清问题，他来跟你算账嘛!你处理了以后，如果说处理重了，或轻了，将来再改嘛!同志们，只要没有战争，我们就要抓住生产不放，扭住生产不放!一定要抓好生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富了，人家才能相信社会主义嘛!对不对……”

　　小平同志一席话，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随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兴奋地预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是我党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错误，走出低谷，为振兴中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迈出了最艰难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新起点。如果要问领航人是谁?邓小平同志，当之无愧!犹如当年率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一样，小平同志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83年，我陪小平同志在杭州过春节

　　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缓缓停下，小平同志从车中下来，步履稳健，满面笑容，伸出手来与我和李丰平、王芳、薛驹同志一一握手。我想小平同志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旅途劳顿，请他先休息几天，小平同志摇摇手说：我不累，大家进屋里一块谈谈。

　　一坐定，小平同志便兴致勃勃地先说开了，看得出，他心里很高兴。他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苏州同志说，他们共解决了六个方面问题：第一，人民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都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了，犯罪大大减少。苏州同志感到，达到800美元后有这些表现。江苏从1977年至1983年的6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这样下去，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
小平同志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接着说：“我问江苏的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么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中小企业。不知你们有什么打算，如果达到这个水平，社会上是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

　　于是，我开始汇报。当我讲完省委机构改革的情况后，小平同志说，班子如果可以再年轻一些，11个常委中有两个50岁以下的同志就更好。接着，我汇报第二个问题——浙江1982年工农业生产情况，当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已经人均达600美元，我们分析了全省工农业发展情况，到2000年翻两番半甚至三番是可能的。

　　“噢?!你们有信心能翻两番半到三番?”小平同志面带微笑，很认真地反问道：“你们有什么措施作保证吗?”“有的。”我接着汇报了省委目前紧抓的五项措施：解放思想；抓改革；抓科技和教育；抓浙江轻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从纲到目，汇报了近两个小时。小平同志全神贯注地听着，看不出丝毫的疲惫和倦意。

　　听完我们的汇报，小平同志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你们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你们的工作不错，我很高兴!是呀，到2000年，江苏、浙江是应多翻一点，不然青海、甘肃这些基础落后的省可能会有困难，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指标……”

　　我知道小平同志吃饭有个特点，像他果断干练的性格一样，不喜欢打“持久战”，他吃菜不挑剔，不讲究，在半个小时内解决问题。所以，走进餐厅，我们是主随客便，招呼服务员凉菜热菜一起端上桌，小平同志那天很高兴，端起杯中暗红透亮的绍兴加饭酒，品了一品，称赞道：“这加饭酒不错嘛!”说完端起一饮而尽。果然，不到半小时，我刚吃完饭，小平同志就放筷子了，他招呼一声：“我去散步，你们慢慢吃。”

　　第二天，我陪小平同志乘坐一辆面包车，去杭州近郊九溪十八涧游览。小平同志步履稳健，兴致勃勃，沿着竹林间蜿蜒上行的小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有时坡缓路平，有时坡陡路险，他都不在意，也不停步，只是向前，向前，再向前……

　　望着小平同志的身影，我浮想起第一次听他作报告的情形。那是1958年在总后礼堂，听小平同志传达毛主席关于大跃进的指示。记得小平同志说，现在大跃进，亩产几万斤粮，这就带来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粮食多了怎么办?毛主席高瞻远瞩，想得很远：他说全国的田地，1/3种粮食，1/3种草，1/3休耕……那时候，礼堂里掌声雷动，小平同志说得激动，我们听得也十分振奋!

　　在那个时代，领袖脑子发热，全党都头脑发热。也是1958年的政法会上，谭震林同志作报告就说：你们赶快回去吧，一年等于二十年，稻田里老鼠都拱不过去。我们的老司令员陈毅元帅也说：我到嘉定县委听汇报，他们的番薯一亩地5万斤，我就赶快宣传。到了河北涞水县，县委说他们每亩15万斤!我好吃惊，自己又保守了，我问他们怎么种的，他们说，我们把土地推成坟山一样，庄稼一层层长，我又赶快宣传。当时党内受人尊敬的少奇同志在江苏省委小礼堂作报告，我也有幸聆听过。少奇同志说：赫鲁晓夫让我们给他对表，怕我们先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快嘛!以后，每人给你们发一个卡，十丈布，到商店去扯就行了，不要钱!坐车也不要钱……

　　我禁不住再次想到，谁也不是神，小平同志也一样，但问题是知错能改，能实事求是，能不再重犯历史的错误，这正是小平同志的特性。历史的教训，一定要铭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经济发展规律一定得遵循。我品味出小平同志向我们介绍苏州情况也好，询问浙江情况也好，都是为把各省经济腾飞工作落到实处。时代在前进，领袖也在前进。

　　在九溪十八涧，小平同志主动招呼大家：“我们一起照个相吧。”然后，车向南行，来到钱江大桥旁边的六和塔，小平同志称赞路边成片的水杉林真漂亮，又介绍泡桐树长得快，日本人很喜欢我们用泡桐木做的箱子，年轻人结婚都爱买。“我看，水杉和泡桐，这两种树江南都应该提倡……”小平同志精神抖擞，思路敏锐，谈锋很健，真让人高兴。
　
　　(本文是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同志1995年撰写的，本刊囿于篇幅，征得铁老同意，作了删节，并重拟了大小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