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通过有关途径采访了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几名卫士(现在都已离休，住在上海，不愿公开姓名)，了解到这位人民领袖当年在上海的一些生活细节。尽管都是琐事，却也见微知著，体现了一代伟人的人格魅力。

　　六十华诞，加两个菜

　　195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抵达上海的日子，而这一天恰逢他六十岁生日。

　　毛泽东的专列徐徐驶进上海境内，随同来沪的还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上海负责接待的同志应邀到专列餐车上吃午饭。毛泽东安详地坐在一张小餐桌前。那天吃的菜很简单，上海同志见桌上放着葡萄酒，即问同桌的罗瑞卿部长：“今天欣逢主席六十华诞，能否前去给主席敬敬酒?”罗部长摇头道：“毛主席是不主张祝寿的。”这一天，餐车也仅仅为毛主席加了两个菜。他们仰望着魁伟慈祥的毛主席，都各自在心底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水漫金山”以后

　　某年夏天特别热，毛泽东住在上海茂名南路58号(时为锦江饭店俱乐部)。当时还没有空调设备，随从人员在毛主席卧室四周放置了四只盛放冰块的桶，用以降温。当冰块溶化后，他们用勺将水舀出来。

　　没想到有一天，值班人员疏忽，忘了舀水，水溢了出来，一时间，“水漫金山”，要想换地毯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游泳回来了。值班人员脑子里“轰”地一声，几乎两眼发黑。联想起不久前也是在这里，警卫班换防时，将床铺从大厅里搬出去，不小心碰了一下玻璃门，发出“咣”的一声响，惊动江青，遭了一顿训斥。来不及收拾了!他只得硬着头皮向主席如实汇报。没想到，毛泽东非但没有批评，反倒笑呵呵地说：“水满了就流嘛!”见警卫人员吃力地搬动浸湿了的大沙发，毛泽东笑呵呵地走过去，和他们一道搬，说：“你们看，还是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嘛!”在场警卫人员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很快收拾干净了。

　　粽子与京剧待客

　　上海西郊宾馆尚未落成时，毛泽东的专列经常停靠在支线上的“顾家花园”。卫士长李银桥受毛泽东委托，专门请上海负责主席安全警卫工作的几位领导到专列上去，并说：“今天主席请你们吃顿钣。”

　　进得专列餐车，大家见车上放着粽子。毛泽东说：“很快就要过端午节了，你们为我工作很辛苦，今天请你们来吃晚饭。”然后，毛主席问：“你们说说看，端午节为啥要吃粽子?”大家都说“为了纪念屈原”。“为什么要纪念屈原呢?”在座的同志们七嘴八舌起来。毛泽东接着说：“我把屈原的故事给你们讲讲，然后你们每人都要吃两只粽子。”见大家拘谨的样子，毛泽东风趣地补充了一句：“不然，我不就吃亏了么?”顷刻间，笑声迭起，气氛活跃起来了。

　　于是，毛泽东开始娓娓谈起屈原的气节和他的名诗《离骚》，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中华民族精神。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嘱在座的同志：我们共产党人，也要学习屈原爱国忧民的精神，发扬我们的民族正气。

　　故事讲完了，大家把粽子都吃了。看大家津津有味的样子，毛泽东笑呵呵地站起身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哇!这样吧，为了帮助消化，我再来唱一段京戏给大家助助兴吧。”说罢，他清了清嗓子，随即清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使车厢内的欢乐气氛达到了高潮。

　　毛主席请客：小米饭

　　毛泽东请客，并不拘于形式。接待外宾，他主张礼仪从简，宴会时间也不要太长，菜也不要上得太多，他主张四菜一汤一冷盘。有一次，他甚至提出就两个大炒锅为主菜。

　　毛泽东说，外宾来上海，不是为了吃，而是想和我们多谈点两国间交往方面的问题的。毛泽东在请吃方面那么随意，然而在接待方面却相当严谨。一次，陪同来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不在，毛泽东就一定要上海外事处长在电话里直接交代工作。他一再强调说，如果不这样做，一件事转了两三个弯后，就很可能走样。

　　还有一次是在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兴国宾馆招待党外民主人士刘洪伸、郭联双等六七位先生。毛泽东请他们吃饭，桌上却无鱼、无肉、无海参，仅有四个炒菜和小米干饭。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钱都很多，美酒佳肴也吃过很多，我今天请你们吃的都是你们很少吃到过的。在座的一齐拍手慨叹：“别说很少吃到，连看都没看到过!”毛泽东做统战工作，吃饭不是主要的；然而恰恰是这一顿小米饭，让来自十里洋场大上海的党外民主人士看到了共产党人凭借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精神世界。

　　宁被打死，也不能脱离群众

　　毛泽东一向反对为了他的安全，把他和群众隔离开来。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国棉二厂看“大字报”。他走进第一个车间，工人们并不知道。时近11点半，工人们走出车间去吃饭。有人眼尖，发现了正在厂区观看“大字报”的毛泽东，立即赶回车间，兴奋地向工友们通报：“毛主席，毛主席在厂里看大字报!”顿时，工人们一层一层地围了上来。

　　按例，午餐时间是不让关车的。现在工人们可不管了，不约而同地拥去，团团围住毛泽东。看到主席的工人激动得直流泪；看不到主席的工人着急地呼喊：“毛主席万岁!”他们说，天天喊毛主席万岁，现在毛主席到了我们身边却看不到。人越来越多，没看到的人甚至拉着主席的小车不让走……

　　毛泽东非常理解人民的心情。为此，他颇气愤地对安全保卫部门说，即使被特务打死也比脱离群众要好。比如他参观国棉二十二厂车间，不顾车间里花絮飞舞始终不愿戴口罩。

　　把红烧肉卖掉

　　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警卫部门将自己养的两头猪宰了。他们知道，主席与人民共甘苦，已经有七个月没有吃肉了，而他最喜欢吃红烧肉。他们烧了一大锅红烧肉，想给主席改善改善生活。结果是毛泽东派来汪东兴查账，不让超过伙食标准，并且严肃地批评左右，坚持让警卫同志将红烧肉拿出去卖掉，语气沉重地说：“还是让群众吃些肉吧!”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都知道，在上海这些日子里，他的菜谱从来都是一碟青菜、一碟辣椒、一点鱼、一碟豆芽和一碗汤而已。那个时期，他甚至将一只苹果分两回吃，一支烟分两回抽哩。

　　“替身”量体裁衣

　　毛泽东每次来上海，总是一套银灰色中山装，里面是很一般的白布衬衫。床上盖的是一条破旧的毛巾被。一件睡衣前后两头不下二三十个补丁。中山装的袖口缝了又缝，不经他的同意，即使给他换上新的，他也不肯用。上海的警卫人员发现毛主席的衬衣领子破了，巧妙地将领子拆下，翻个身再缝上；看他的毛衣两肘磨破了，悄悄地拿到羊毛衫厂去，拆了破袖子，用开司米接上半截；毛衣经水洗后缩短了，还是拿到羊毛衫厂去接一接长。

　　一次，上海市委领导指示警卫人员为毛泽东做一套新衣，所需费用由上海报销。这项任务可真不容易完成，怎样去为毛主席量尺寸呢?因为一量尺寸毛主席就知道了，准不同意。想来想去，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请一位身材与毛泽东相仿的人来，量了他的尺寸裁衣后，不动声色地为毛泽东做了一套新衣服。同志们心里告慰，因为毕竟“木已成舟”了。谁知，结果主席还是从稿费中支付了衣服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