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泽东为纠“左”，倡导实事求是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年春，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受毛泽东之命率中央调查组深入浙江农村调研，了解村情民意。之后，他“为民请命”，大胆建言，为中央纠“左”提供了重要依据……

　　
　　毛泽东找回“孩子”，推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八届九中全会结束时，田家英将毛泽东丢失了将近三十年的一本《调查工作》小册子送到他面前。这篇文章毛泽东已找了多年，一直念念不忘。1929年冬天，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强调了调查研究问题，1930年春天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了这篇文章，但自1931年在反“围剿”中丢失后一直未找到。1957年2月福建一位名叫赖茂基的农民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石印的《调查工作》小册子献给了龙岩地委，1959年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60年被中央政治研究室借去。1961年1月18日，田家英见后立即送到主席面前。

　　这是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全文贯穿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恰逢主席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为此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中要求：“(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调查)。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个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作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去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21日，田家英调查组离开了北京，22日到达杭州。

　　杭嘉湖农村调查：尊重事实，关心疾苦

　　田家英率领的浙江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一组到“较差的生产队”，即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一组到“较好的生产队”，即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他拟了一副对联作为工作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敢想敢说不敢做”。还有两句话——“同心同德，忧国忧民”，要求大家相信群众和干部，排除干扰，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对基层干部既尊重又注意对他们的教育。

　　调查组在嘉善时，嘉兴地委常委路凤翔向田家英请教：“上面要粮，社员不交，干部抄家。干部抄家和强迫命令固然不对，但这是因为上面压下来的。现在要整基层干部，有的还要搞夺权斗争，这样搞究竟对不对呢?”田家英说：“有些干部在‘五风’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它的必然性，是不奇怪的，把这种情况说成‘坏干部当道’、‘党组织烂掉’，是概念不清，应该纠正，解决干部问题，应当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没有其它办法可循。”路凤翔还请示：“嘉善农村出现饿病逃荒的严重后果，不但基层干部有责任，我们也都有责任，具体应当如何对待为好?”田家英说：“造成这次严重后果既不是天灾，也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而是人祸，完全是‘五风’造成的。就‘五风’而言，是从上面来的，因此各级领导都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不能各打四十大板。各级领导只要按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去做，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些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他还强调要说老实话，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他说，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的情况，1958年以来相当严重，造成上下情况不明，底子不清，要记住这个教训。

　　田家英常从富阳县城步行到“五星”指导。一次“五星”调查小组向他汇报群众对公共食堂不满，要求解散，还列举了好多弊端。田家英听后吃了一惊，为进一步证实，他于2月初两次到“五星”深入调查，看到群众确实不满，食堂难以维持下去，便马上向主席如实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田家英后在富阳贯彻“六十条”试点时，停办了食堂，将粮食按定量分到户，并将7个生产队分为11个小队，解决“两个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按耕地面积7％划分社员自留地。

　　田家英对人民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利益。4月1日他在嘉兴地区一次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认为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是一致的，要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一定要向上级反映。他说：“工作上出现错误和缺点，对有些人来说是对人民负责不够。要有不怕丢乌纱帽的精神，有些同志明明看到群众没有饭吃，不敢反映，怕丢乌纱帽。有人不敢抗歪风，主要是群众观点薄弱。上级的指示要执行，但是如果有错误，就应当反映、提意见，无非是妻离子散，打成右派，儿子不叫父亲，死于非命。怕什么!要坚持真理，何况我们党不是不听意见的。”对于前几年农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田家英严肃指出：“人民的利益是衡量动机好坏的标准，凡是违反人民利益的事马上制止。这几年的一些工作是蛮干，是傻干，效果不好，要马上改。”一天晚上，他向逄先知背了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送给巡抚一幅竹画上的题诗。田家英说：“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何况我们是共产党员呢。”

　　对富阳环二村的调查原先计划中没有安排，而是从一个小乞丐那里了解到严重情况后由五星村转到这个村的。田家英在长满野草的路上，看到村中无炊烟，听不到鸡犬声，路上的百姓面黄肌瘦。一幕幕凄景使田家英心中难受，他号召大家尽快恢复生产，当讲到“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时，潸然泪下，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两次表示要向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反映群众的呼声，并严厉批评管理区中一些违法乱纪的干部。

　　调查中，田家英常在社员家中啃糠团，在食堂吃草子、麦糊，而将自己的饭菜送给老人吃，同时坚决拒绝并批评县委、公社为调查组开小灶。他和调查人员一样睡地铺，一次不小心脚滑进田里，索性赤脚走路，冻得双脚通红。夜深了，他还在开座谈会，看到一位社员睡着了，就脱下自己的外衣轻轻盖在这个社员身上。

　　田家英这次在浙江农村时间虽不很长，但他那种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的崇高品质，一直为当地人民所传颂。刘庄汇报，毛泽东决策“六十条”

　　1961年2月6日，居住杭州刘庄已有时日的毛泽东全神贯注地听取田家英的汇报。39岁的田家英，用他那浓重的四川乡音进行分析：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和老百姓饿、病、逃、荒、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我们调查过的地方来看，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造成的。因为那里这几年年景不错，并没有什么灾害；过去在那里的工作队，由于认为问题主要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清除了一批基层干部，收回了社员部分自留地，把要不要扩大连作稻计划和服从不服从领导等类问题都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这样做反而引起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也助长了命令主义和瞎指挥风，群众积极性始终没能发挥出来。那个和合生产队位于杭嘉湖平湖，属富庶的鱼米之乡，水稻亩产1960年竟只有291斤。

　　汇报和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他静静地听着，起劲地吸着烟，冷静地分析，尔后提出自己的看法：问题主要是“五风”，瞎指挥。怎样克服“五风”，改变落后面貌呢?除自留地、蔬菜地以外，再留3％的土地归小队机动使用，可以多种多样；至于退赔，要决心赔，要使干部懂得，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种做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自留地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是一个道理——还是给农民自留地。要把反复原因向农民交代清楚。基层干部要从反复中取得经验，作对比，就有了理论上的根据了。再反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死。

　　事后，毛泽东找来那个县的县委书记深谈了一次，并在一些会议上，多次引用嘉善和合生产队的例子说明农村的问题。和合生产队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在浙江有一定的代表性，五星生产队的经验又具有典型性，而且田家英深感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社员群众也缺少一个章程来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因此田家英在汇报中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个建议被毛泽东采纳了。

　　主席说，起草一个工作条例，要研究一些问题，如：公社三级怎么做工作?至于规模，和合生产队太大了，是否分成三个?或者把小队当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变大队，明升暗降?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几个小队悬殊大，拉平分配破坏积极性，基本原则是增产。

　　这个意见，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的“三南”会议上，根据浙江、湖南、广东三个调查组的全部材料，以犀利的洞察力，敏锐的思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高度概括地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人与人和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一重要思想，后来成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核心和基石。继“三南”会议后，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提到“条例”时介绍说：“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个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一下，搞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倡议的，是别人倡议的，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敢于向毛泽东反映群众对公共食堂强烈不满的问题，在当时如果没有很大勇气是办不到的。因为食堂问题当时已成了特别敏感的问题，维护食堂的人，包括一些高级负责人还大有人在，因食堂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事，人们还记忆犹新。然而田家英考虑再三，还是实事求是地“为民请命”。终于在修正“六十条”时取消了这一规定。

　　调查研究结硕果：中央五月工作会议

　　广州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杭州。苏堤六桥烟柳，莺鸣呖呖，飞红点翠，春光旖旎。4月中旬，主席把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叫到刘庄，和他住在一起。

　　4月23日，毛泽东找田家英研究下一步调查计划，既谈到全党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组的。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浙江率先试点“六十条”的情况，再次建议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

　　4月25日，毛泽东在刘庄写信给当时也在杭州的邓小平，提出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和继续整顿“五风”，并要求到会人员利用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食堂、粮食、供给制、自留山、山林分级管理、耕牛农具归大队还是归小队、整风和退赔、反对恩赐观点、走群众路线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手工业和供销社诸问题进行重点调查，请邓小平和田家英一起起草中央通知。当天下午，田家英把写好的通知送小平同志审定。晚上，毛泽东在刘庄召集会议，一直开到深夜2时。会上，决定浙江调查组继续就上述问题进行调查。

　　浙江调查至5月3日结束，尔后田家英带领全体人员集中刘庄总结讨论“六十条”修改意见。与此同时，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周恩来到河北邯郸，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陈云到上海青浦，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市郊的顺义、怀柔，分别进行重点调查，5月7日至10日，分别向主席汇报。毛泽东均认真转批了他们的报告。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并通过了“六十条”修正草案，取消了“30％的供给制”和“办好食堂”等规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对党所犯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主席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

　　1961年，田家英的出色工作得到主席的高度信任，这是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发挥作用最大、工作最为顺利的一年。从浙江调查开始到中央五月会议结束，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和反复讨论修改而出台的农业“六十条”，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也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政策思想。是年，还相继制定贯彻了其他一些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这对克服党内“左”倾错误，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