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5岁的新昌籍离休干部俞标，曾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中南海任会议警卫，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言传身教。周恩来的伟人风范和人格力量，至今仍不时地激起他的感情波澜。

政务院会议厅和西花厅忆旧

　　建国初期，有关部门在前苏联专家指导下，草拟了一个新建政务大厦的设计方案。该方案把中南海以西至西单街以东都纳入了筹建范围。周总理根据议事规则，将该方案提到政务院全体会议上审议。经过深入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此方案不切实际，建议暂缓实施。周总理总结时反复强调“三年恢复、十年建设”的指导方针，并指出“目前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自然灾害频繁，需要我们艰苦奋斗，因而建政务大厦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完全解决，有些部门提出种种借口要求盖楼堂馆所，有的部门和地方擅自做主盖起了楼堂馆所。这一现象在中央和地方仍有蔓延趋势。有鉴于此，总理果断地查处了一些比较突出的违纪建房单位，并在报纸和电台上曝光。

　　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决不允许盖政务大厦。”他还打比喻说，“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和西华厅，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多个人，办事的人员也只有四五十人。清王朝的统治者尚能如此，难道我们这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还做不到吗？”

　　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是一所北京式的古老平房，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灰色条瓦。由于年久失修，油漆已斑驳陆离，柱子的基部已腐烂，墙壁粉刷脱落，地面上铺着大块青方砖，阴暗潮湿，长此下去，对周总理的健康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有关部门曾几次提出修缮，都被周总理谢绝了，他说：“比延安时期住窑洞好多了，现在经济很困难，要把有限的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１９５４年４月下旬，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有关部门决定趁总理出国期间对西花厅进行简易修缮。这次简修主要是翻掉大块青方砖，换上了粉红色的小缸砖；截接了已腐烂的柱子；粉刷和油漆了墙壁、门窗、板壁、柱子；改善了取暖和通风设备。经过这一翻简修，比以前要明亮、干燥、整洁多了。这次修缮只用了二十多天时间。

　　日内瓦会议暂休期间的六月底，周总理回北京时，看了修葺一新的房子说：“为什么要换上新的窗帘布，原来的窗帘布不是好好的嘛这是谁的主意﹖”在场的何谦回话：“是我的主意。”俞标附和着说：“是我们共同的主意。”总理说：“换上原来的窗帘布，新的窗帘布由你们去处理。”

　　每逢星期五，政务院都要召开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简称例会，由周总理主持。那时实行供给制，一次总理在政务院会议厅用工作便餐时，把俞标叫到桌边，问他每桌的伙食费是多少。俞标当即去膳食科长那儿查询后报告总理，每桌为三十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三十元）。总理沉思后指示，“应压缩到每桌十八万元”。自此，政务会议人员的伙食标准降低了40%。

　　每逢星期六，紫光阁都要举行舞会，让辛劳了一周的机关干部欢度周末。周总理等中央首长也常来参加舞会。若遇“十一”、“五一”、“春节”等重要节日，一定会跳通宵舞，舞池周边座位前条桌上会放些糖果、面包和饮料之类的食品。有一年的“五一”节，总理也来跳舞了，见桌上放着许多食品，立即把俞标叫去问：“桌上放许多吃的，平时放不放?”俞标汇报说：“平时只放茶水，过节时才摆些吃的。”总理听了略加思索后说：“节日也不要放那么多东西，放少量颗粒糖就可以了。”从此，条桌上再也见不到面包、饮料这些东西了。

　　建国初，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住在总理处，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每逢星期六，师大女附中的住校学生不少是用小车接送的。周秉德在谈吐中也流露了这种情绪，总理和邓大姐发现了这个苗头，邓大姐就对她做思想工作，说：“你应坐公交汽车或骑自行车，小汽车是你七爸的工作用车，不是随便哪个人可以用的。”从此以后，周秉德就骑自行车来来往往。每逢寒暑假，邓大姐都叫周秉德到大食堂用饭。

　　1950年12月1日，中南海更换出入证。那天，俞标和往常一样，仍然在蜈蚣桥检查站值勤室内值勤。下午4点半临下岗前，有一辆黑色轿车从东门骤然驶入蜈蚣桥。俞标按例拦下车子进行检查，发现该车驾驶员使用的出入证是刚过期作废的。稍停，俞标弯腰朝车内张望，透过淡黄色的防弹玻璃，方知车内坐的是周总理和他的秘书何谦，俞标当即举手敬礼将车放行。显然，这一过程已酿成一次“挡车”事故，耽误了总理五分钟时间。事后，俞标立即将事故的详情分别向警卫处值班室和治安科如实作了报告。俞标心里非常害怕，等待组织上的处理。

　　翌日傍晚，治安科科长陈群海果然找俞标谈话来了，俞标已等待着宣布给什么处分的决定。出乎意料的是，陈科长竟说：“小俞，你做得对，周总理说，你这是坚持警卫原则，应给予表扬。”

　　陈科长见俞标一脸惊讶的样子，又补充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有一次召开中央人民委员会会议，列宁未带凭证就去参加会议，也曾被哨兵拦阻进不了会场。之后列宁说这个战士做得对，要给予表扬。”至此，俞标忐忑不安的沉重心情顿时烟消云散，感觉有一股暖流在周身流淌。

　　从此，俞标更潜心学习警卫业务，熟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书记处领导乘坐的苏产大吉斯、伏尔加等车的车种、车色和牌号，再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故。

难以忘却的伟人风范

　　周总理平时很注意自身的修饰，他穿的中山装，都熨烫得平平整整，线条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他乌黑浓密的头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一丝不乱，隔一二天就刮一次胡子，若会见外宾，必先刮胡子。

　　总理认为，穿着虽属生活上的事情，实质上同自身修养和洁身自好有关。仪表整洁是一种礼貌。因此，总理无论在何时何地，总是衣着整洁，从不敞开领口，衣服上的风纪扣和纽扣一颗不拉地扣得整整齐齐。无论天气多么热，他都是穿着一套浅灰色制服，脚上仍穿着袜子。

　　１９５４年盛夏，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访华，总理在紫光阁举行欢迎宴会，艾德礼是穿着衬衫的，出席陪宴的各部门领导人也都穿着衬衫，惟独总理还是穿着笔挺的浅灰色制服。

　　总理常说，外交工作无小事。在会见外宾时，他穿的衣服的布料、质地、式样、缝制是十分考究的。不过，这几套衣服是专门在会见外宾时穿的。总理平时穿的中山装，看看笔挺的，但都是补了又补的。只要缝缝补补还可以穿，他就要穿下去。只是补丁都是拿到缝衣店织补的，补得非常平整，几乎看不出来。他穿的内衣、睡衣也是补了又补的。

　　有一次，总理出国因内衣破旧不便交给宾馆洗，只好请大使馆同志帮忙。使馆同志一看总理的衣服旧的旧，有补丁的有补丁，很有意见：“一个大国总理出来，穿这样的衣服，太不像话了。”总理身边的人只好耐心解释：“总理不让做新衣服。”

　　同样，周总理要求警卫人员衣着也必须整洁，不许邋遢。若穿着不修边幅，是要受到批评的。一次一位警卫人员风纪扣、纽扣没有扣好，总理见了马上责令改正，并说下次不允许再这样。总理身边的另一位警卫人员皮鞋比较脏，总理就批评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没有皮鞋油吗？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擦。”

　　会见外宾时，总理要求警卫人员必须事先洗澡、理发，穿上由北京老牌著名服装店“红都”特制的毛哔叽制服和毛呢制服，擦亮皮鞋。总理曾对警卫人员说：“外事警卫一定要注意衣冠整齐，这不仅会给人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还是对客人的礼貌和尊重。”

　　总理对身边的警卫人员关怀备至。俞标还记得刚进入中南海时，周总理就指示有关部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非常辛苦，不管寒冬酷暑，刮风下雪，不管白天黑夜，守卫在各自的岗位上。生活上包括吃穿要尽可能给予照顾。”从此，警卫人员的伙食每人每月增加猪肉二斤、食油半斤；穿的方面，每人增发内衣一套、皮鞋一双，还增发了从朝鲜战场上缴获来的用美国产床帐布做的蚊帐一顶，有的特殊岗位，还发了棉军大衣和毛皮鞋。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时，总理指示，警卫人员的工资比同级机关人员高一级。

　　有一次，一位河北籍战士家乡受灾，总理给了钱和衣物。若遇上天气寒冷或下雨，邓大姐就给站岗战士送大衣、雨衣。

　　政务院会议厅会议频繁，忙时几乎天天有会。会议厅前天井中站有武装岗哨，总理经过天井时，战士必须行军礼。有一次，总理对俞标说：“这里的岗哨同我住地的一样，都是自家人，以后不要再行军礼了，由你转告。”这时，俞标才知道西花厅大门及院子内的岗哨已免除了这个礼节。

　　“都是自家人”，多么亲切、沁人心脾的话语啊！

平等交流，情感融合

　　周总理钟情于海棠花。每年五月，当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时，一团团，一簇簇，香气袭人，烂漫如锦。每逢这时，总理定会兴奋不已，每天总要在花间驻足观赏。总理和大姐还会邀请友好国家的使节一同观赏，李富春夫妇、陈毅夫妇、薄一波夫妇、郭沫若夫妇、何香凝女士等也都与总理共赏过海棠花。周总理与邓大姐还几次在花前合影留念。１９５４年，周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邓大姐特地委托信使给总理捎去一束海棠花，在中南海传为佳话。

　　总理工作之余，喜欢与邓大姐一起沿着中南海散步。若遇上熟人就会随便谈谈聊聊。记得有一次遇上时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党外民主人士余心清，总理迎上前去，向余老问寒问暖，还谈到工作问题和内部团结问题。余老告诉总理，党内外关系处理得很协调，党内同志很尊重他。总理听了非常高兴，并说“这个摊子很大，要搞好是要付出很大精力的”。总理最后嘱咐余老要劳逸结合，保重身体。

　　另一次，适逢机关托儿所的孩子们也在中海岸古树林中玩耍，孩子们有不少是认得总理和大姐的。见总理、大姐来了，他们一面高喊“周爷爷，邓奶奶”，一面向总理跑来，团团把总理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孩子张开双手要总理亲他、抱他，总理被孩子们的天真情绪所感染，也像孩子一样活泼起来了。他抱起一个孩子问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喜欢玩什么。总理说着，笑着，笑得那么天真活泼、纯情，连衣服纽扣都全部解开了，仿佛惟有如此，才能让那充满爱心的胸怀全部敞开。闻讯赶来的托儿所所长郭西想劝孩子们不要缠住总理和大姐不放，为总理解围，然而总理满面笑容地对郭西说：“郭西同志，你们责任重啊！你们在培育几百朵花朵。有了你们，机关工作才得以正常运行。家长们要感谢你们，我要感谢你们。”

　　总理工作之余也喜欢与大姐一起到中南海泛舟。总理每次一上船就要亲自划桨，他动作非常娴熟，犹如长期生活在海上的船老大，有时一面划桨，一面还哼几句小调。有一次他上船后，一直向东划去，在万善殿附近的水中亭边停了下来。他缓步走入亭中，见书写“太液秋风”的石碑立于亭内，是乾隆的题字，此亭为“水云榭”，是“燕京八景”之一。总理立在亭内朝北凝视着北海桥上原叫“金鳌玉东桥”的车水马龙，沉思了一下说：“北海桥已适应不了人流、车流的需要，非扩建不可。”还用手势指指说，“桥两端不远处立在路当中的牌坊势必要拆除，否则，对交通阻碍太大。”

　　“不过，要拆除这些牌坊，也还有一些思想工作要做。”总理还说，“桥东的团城一定要保留下来。”

　　接着，总理还讲了燕京八景的内容、由来，也讲了此亭为什么称“水云榭”。

　　总理在工作之余喜欢跳舞。他去跳舞的地方，有春藕斋、紫光阁、北京饭店、政务院交际处及北京文化俱乐部。前两地主要是中央首长和机关干部跳舞的场所，后三地是党外民主人士和苏联专家跳舞的场所。

　　总理去这些地方跳舞自然是一种文娱活动，但更是为了工作。例如，去春藕斋利用跳舞的机会同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共商一些国家大事，或向毛主席请示和汇报工作；去北京饭店和北京市文化俱乐部是利用跳舞的形式，了解民主人士的工作、生活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去交际处跳舞则是为了了解苏联专家在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与他们共度周末。

　　当工作有所起色时，总理跳舞的兴致会特别高。１９５４年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历时近三个月，这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国外交工作的一次重大进展。会议中间暂休时，总理曾回北京，在重返日内瓦出席会议的前一个晚上，有关部门在紫光阁举行舞会欢送总理，那晚总理一直跳到次日凌晨二点，离上飞机仅有一个半小时。

　　总理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夜间有空时会到街上走一走，逛一逛，与随同人员随便聊聊。这个时候，他步履轻盈，兴致勃勃，像平常人一样东张西望，目光里露出喜悦的神色，问这问那。他曾多次去西四夜摊上一排排的小吃铺品尝小吃，吃后还咂咂嘴说：“不错不错，口味好，花样多，很具特色。”

　　总理有空时还会上灶做小菜。他很喜欢吃红烧狮子头。据说，他还亲手做红烧狮子头请毛主席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