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个世纪前，西藏发生了一场震古铄今的大变革，西藏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毛泽东，决策进军万里外

　　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由于西藏地理位置、政治与文化特殊，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一直觊觎这块壮美无比的“世界第三极”，从事阴谋活动，挑拨藏传佛教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的关系，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九世班禅被逐，出走青海塔尔寺。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遂为亲英派达札摄政所把持。1949年7月1日，噶厦制造事件，驱逐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官员，企图把西藏分裂出祖国。

　　同年9月3日、7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对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的刘伯承说：“西藏问题需要立即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11月21日，毛泽东、朱德就10月1日十世班禅在青海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拥戴一事，复电班禅，肯定“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并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意愿”。

　　12月6日，毛泽东开始访苏。专列行进在西伯利亚，千里冰封的景色使他联想到祖国西藏，“西藏大约也如此吧”。专列上，他开始构思给中央的信：“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地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在莫斯科的毛泽东，1950年元月2日凌晨4时，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告在大西南剿匪巩固政权的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道：“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如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应确定西南局担负。”电文中要求4月中旬进军，10月以前解放西藏，并建议邓、刘、贺在近期内会商一次，“决定入藏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

　　刘、邓选中了18军军长张国华。18军，首战昌都震拉萨

　　1950年5月，18军主力部队开拔西行，踏上进藏艰险征途。

　　7月初，部队来到西康省东北雅　江上游的甘孜。张国华前往城外白利寺，拜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爱国活佛格达。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时，格达曾救助过红军，与朱德、邵式平结下兄弟友谊；1936年在甘孜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藏族地区惟一的省级苏维埃政权——“甘孜博巴政府”。此名称曾被毛泽东称赞“用得好，既有阶级性，又有广泛性”。格达活佛得知大军即将进藏，拍手称快，说：“毛主席再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快给毁灭了!”经朱总司令嘉许，格达活佛亲率劝和团，启程往拉萨，宣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7月24日，格达活佛到达康境最大城市昌都，因昌都总管伙同英国间谍在食物中下毒而壮烈殉职。

　　18军穿越横断山脉，继续西进，制订昌都战役计划，报批西南局。西南局向中央请示实施昌都战役。三天后毛泽东回电：“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毛泽东要求18军打下昌都后，“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昌都战役是一场政治仗。

　　昌都扼守进藏南、北、中三路要冲，噶厦在这里设立总管府，原驻有14个代本(相当于团)，现又加驻到17个代本，共八千余兵力，占西藏总兵力2/3强。当18军临近金沙江东岸时，原来谋害格达活佛的总管拉鲁满任，回拉萨了；新任昌都总管是具有民主思想，主张与解放军和谈的42岁贵族阿沛·阿旺晋美。他是著名藏传佛学大师喜饶嘉措的高足。赴任前，他被任命为噶厦的主要政务官：噶伦。

　　18军按毛主席确定的“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战役方针，在中央空、陆优势和后勤供给支持下，从10月7日起，以绝对优势兵力，抢渡金沙江，藏军弃阵四散。人民解放军在渡江同时，还调遣兵力，穿青海戈壁，越横断雪山，迂回包抄昌都：一支从玉树南下的步骑兵神速抢占唐古拉山南麓、昌都之西的恩达，切断藏军西退返藏之路；南线的两个团，攻占昌都之南，澜沧江、怒江侧畔的盐井、宁静、邦达等西康境内要邑，断掉藏军南窜滇、缅之路。昌都被围。10月12日，宁静藏军第9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16日，昌都后方守军弃城西逃。17日，昌都弹药库爆炸，藏官、藏军携眷逃离。24日，经过二十多场大小战斗的昌都战役结束，歼敌五千七百余人，占藏军总数的1/3。俘虏中，就有谋杀格达活佛的英国间谍、昌都电台台长福特。

　　昌都一役，于人民解放军不过是牛刀小试，但于拉萨当局犹如一场大地震，瓦解了噶厦对中央人民政府武力对抗的心理。正如刘少奇所说，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

　　怀仁堂，和平之光照西藏

　　昌都战役带来拉萨当局剧变：亲英摄政达札活佛下台，年仅16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掌管政教大权，但是被亲帝国主义分子挟持到藏南边境小镇亚东。西藏何去何从?解放后在昌都仍保持原有地位的阿沛·阿旺晋美专函禀报达赖喇嘛，备述共产党、中央人民政策的民族政策和对西藏的特殊政策，指出“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时机”，“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由于新中国国威和中央政府有效的外交途径，终于使滞留亚东的达赖作出“和谈”决定。1951年1月18日他致函并献哈达于我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云“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北京”，“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

　　西藏“和谈”代表团成员有5人，他们是：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噶伦、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主任)，全权代表土登列门(四品藏官)、凯墨·索安旺堆(藏军总司令)、桑颇·登增顿珠(藏军代本)、土丹旦达(僧官)。4月22日代表团抵达北京时，周总理、朱总司令及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委领导人到火车站迎接阿沛一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4人：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委主任)及全权代表张经武(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张国华(18军军长)、孙志远(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谈判从4月29日开始。中央提出的10项条件，包括向西藏进军等，都逐个解决。但谈到恢复班禅地位时，西藏代表团无权决定，于是发电报到亚东，请示达赖；5月28日达赖回电同意，于是17条和谈协议全部达成。

　　1951年5月23日下午4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国家领导人朱德、李济深、陈云主持仪式。4位中央全权代表、5位西藏全权代表，分别用毛笔、竹笔以中文、藏文在协议上签了字。

　　5月24日晚上，毛主席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签订，除中央4位全权代表和西藏5位全权代表外，已经来京的班禅额尔德尼及其随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人士一百八十多人出席宴会。

　　中央代表，千里迢迢劝达赖返拉萨

　　《协议》签订的当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张经武，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持自己的亲笔函，疾速赶往亚东，劝说年轻的达赖返回拉萨；然后以中央驻藏代表的身份，在那块共产党从未去过的雪域高原开展工作。这场谈话从晚饭后开始一直延续到深夜，毛泽东深信这位井岗山老战士、贺龙(西北军区)的参谋长的文韬武略，同时告诫他说：“任务重，时间也紧啊!”

　　6月13日，张经武由北京取道广州、香港，仅带助手、翻译、机要译电3人直飞印度加尔各答，再乘汽车直驶西藏人、西方人、印度人云集的印度边城噶伦堡，然后驱车过锡金首都甘托克，穿乃堆拉山口，直抵亚东。这时已是7月14日了。达赖还在亚东。

　　在亚东东噶寺，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身份，与达赖平等见面，递交毛主席的亲笔信。信中指出，《协议》“是符合西藏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同时也是符合于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西藏将“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毛泽东希望达赖喇嘛认真执行《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毛主席在信中说，“派张经武代表”前来“以资联络”。达赖频频点头，表示将返拉萨。

　　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于8月8日到达拉萨(早达赖9天到达)。清王朝曾派出78任驻藏大臣，国民政府也在拉萨设立过驻藏办事处，派出过三任处长。张经武进藏时，我大军尚未进入，可以说是孤军奋战。

　　张经武一方面为迎接解放军进藏作准备，一方面积极主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团结了一批在西藏影响颇大的知名爱国人士，如噶伦阿沛·阿旺晋美，黄教法王土登滚秋(后任西藏佛协会长、中国佛协副会长)，著名诗人、学者擦珠·阿旺洛桑等等。他向拉萨三大寺——噶丹寺、色拉寺、哲蚌寺的13600名喇嘛发放布施，一人一份，每一份藏银20两(银元2元)。三大寺分散坐落在拉萨周围群山中，发放时需骑马往返奔驰。每寺布施，他都与该寺堪布进行座谈，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他还在拉萨市广场上向赤贫居民和乞丐发放了一次布施。他在木台上高声说：“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对你们这种处境非常伤心，非常关怀……今天西藏和平解放了，以后会逐渐有好日子的!”民族感情，溢于言表。

　　张经武还排除种种阻挠，与先期到达拉萨的解放军先遣支队一起，于10月1日国庆二周年之际在布达拉宫前广场升起五星红旗。这是雪域古城第一次飘扬起新中国国旗。

　　登布宫，张经武单刀赴会

　　1951年10月26日，进藏主力部队18军军部抵达拉萨。随即张国华军长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前往罗布林卡，向达赖喇嘛赠礼。一路上18军随军乐队鼓乐齐鸣，以另一种形式展现了人民解放军的威严。

　　就在这时，反中央、抵制《协议》的逆流——“人民会议”开始活动。这个反动组织的后台就是亲帝反动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他们在11月间炮制了一份“请愿书”，企图胁迫解放军撤离西藏。

　　1952年3月31日，伪“人民会议”3名代表强行进入中央驻藏代表公署，递交“请愿书”。此时，两反动司曹(司曹，达赖之下最高行政长官)策划指挥藏军及武装流氓千把人，包围公署，并在西藏工委(成立于1952年3月7日，张经武为第一书记、张国华为第一副书记)办公院四周屋顶上架起机枪。在拉萨街头，武装分子到处游走，商店纷纷停业，囤粮储水。4月1日，事态更趋严重，两司曹调来日喀则的炮兵代本；三大寺的两千多名不明真相的喇嘛进入拉萨。大批藏军包围中央代表公署、西藏工委和银行、外事处及阿沛公馆。入夜，阿沛公馆遭暗枪射击。“二张”将军除再次紧急通报达赖外，还召来全体噶伦开会，并在当晚留下索康、拉鲁、阿沛三噶伦过夜。索康喝酒拉琴，故作镇定；拉鲁坐立不安，诵经自慰；阿沛很感激张代表的保护，商量对策。张经武靠窗指着楼下骚动的状态，对三噶伦说：“我们再让，就要掉下去了!二司曹干了大量坏事，我们无法与他二人合作相处了。请你们把我的话转告达赖喇嘛，请他作出处理!”这一夜由于种种因素，伪“人会”分子未敢轻举妄动。

　　拉萨、北京间电波频传。中央指示，应帮助达赖处理骚乱事件，“最好由张经武设法亲自同他商谈处理办法”。

　　张经武决定亲赴布达拉宫，晤见达赖。4月6日，公署发出了要求约谈的通知。达赖答应8日见面。

　　工委和军区(成立于1952年2月10日)的同志对张经武亲登布达拉宫顾虑重重。张经武与同志们分析了历史教训(清朝曾有一位驻藏大臣遭杀害)及现在种种可能的结局——遭杀害、被扣押、和平解决——后说：“量那些反动分子不敢对我加害，如果他们把我扣下，一时回不来，那我就同达赖一起在布达拉宫顶观看同志们的自卫反击战，你们胜利越快，我平安返回的可能性就越大!”

　　4月8日，张国华将张经武送出工委院子大门，立即返军区作战室，与谭冠三等部署部队战斗准备。李觉参谋长命令作战参谋杨一真带一架高倍望远镜、一枝信号手枪，说：“你到西面广场小河边，静守岗位，仔细观察!如果布宫顶上窗户打出红旗，或者发信号弹，你就立刻发三发信号弹。我们就立即命令部队出击，冲上布宫，营救张代表。事关重大，万勿疏忽!”

　　张经武步行到布宫山脚下时，把警卫班全部留下，只带一个翻译、两个参谋上山。山上藏军层层密布，个个荷枪实弹。张代表昂首挺胸，目光如炬，神态自若，步履平实地踏着一级级石阶，进入布宫。张见到了达赖，经过一番谈话，达赖承认武装骚乱是不好的，下令司曹去禁止，但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人会”。张经武表示，本着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既定方针，不扩大事态，只要不再骚乱，除少数帝特分子外，一律不加追究。

　　“报告，张代表从布宫东门下山，回来了!”杨一真从一刻未离的望远镜里看到张代表等三人下山，急奔作战室，兴奋地大声报告。

　　根据中央指示，对策划事端的两司曹予以撤职而不查办(4月27日)，伪“人会”予以取缔(5月1日)，对其他参与骚乱的噶厦官员一律不予追究。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使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在西藏威信大大提高，为班禅额尔德尼返藏，在拉萨与达赖喇嘛会面(4月29日)和抵日喀则(6月23日)等重大进程，铺平了道路。

　　平叛乱，西藏迎来新曙光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共西藏工委严格贯彻《协议》精神，执行中共中央决定的“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方针，但是西藏亲帝反动势力却弱视中央，以此为借口，一次次策划事端，反对中央，最后发展成拉萨武装叛乱事件。

　　1957年5月，已被取缔的伪“人民会议”衍变成反革命组织“曲细岗珠”，即“四水六岗”(泛指西藏及甘青滇川等省藏族聚居地区)，向达赖献“金宝座”，请求支持。达赖也给他们挂了哈达。8月，“曲细岗珠”组织“卫教军”，提出“卫教”、“藏独”及反对共产党口号，其头子恩珠·贡布扎西的叛乱武装在山南、日喀则、黑河地区活动，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枪弹支援。西藏局势充满火药味。

　　张经武、张国华于1958年7月18日前往夏宫罗布林卡，会见达赖，阐明中央的立场。张经武直截了当说，提出“西藏独立”，搞叛乱，中央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张国华单刀直入说，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一定实行武装平息叛乱，在平叛中实行民主改革。当时达赖感到紧张，表示将指示噶厦制止叛乱活动。但3个月后，达赖召开噶厦扩大会议，不仅没有“负起平叛的责任”，反而成了叛乱的动员大会。“曲细岗珠”武装，先后袭击我青藏公路道班和山南工委驻地泽当。藏军也成建制参加叛乱武装。
1959年伊始，“曲细岗珠”制造的叛乱事端频现，至1月底，全藏的叛乱武装已发展到2300人。西藏工委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坚守据点，维护交通，不轻易出击，争取更多上层爱国人士，分化、孤立反动派。

　　2月7日，藏历12月29日“孜古多尔”节，达赖在布达拉宫对应邀前来观看“驱鬼”仪式的西藏军区、西藏工委代表表示，想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地点商定在军区大礼堂，时间是3月10日(藏历2月1日)下午3时。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借此大造荒唐舆论，说什么“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汉人要毒死他”，“军区要用直升飞机劫持达赖，飞去北京”等等。拉萨顿时一片混乱。3月10日中午，去迎接达赖的军区副司令员才旺仁增(卸任噶伦)被打成重伤，自治区筹委会委员索朗降措等被暴徒用石块砸死，拖尸示众。“人民会议”叫嚣“西藏独立”。数股叛匪汇集市内，叛乱武装分子已达七千余众。

　　此后数日，叛乱分子在拉萨不断组织游行示威，占据有利地形，妄图切断我党、政、军机关之间的联系。印度噶伦堡反华电台宣告“西藏独立国”成立。其间，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以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身份，与达赖(住在罗布林卡)互通三函，要求达赖责令噶厦立即制止叛乱。达赖在回函中表示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信赖力量，他将以秘密方式前往军区。但是，3月17日夜，在噶厦安排下，达赖暨索康、柳霞、夏苏等噶伦，以及达赖的母亲、姐姐、姐夫和经师赤江等一行逃出拉萨，直奔印度。出逃前，留下一封告全体官员、僧俗信，竟云“西藏过去是独立国”，认为那些叛乱组织合法，并指定叛乱武装的总指挥官。这时，叛匪以罗布林卡为指挥中心，炮击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
3月20日，叛匪在拉萨全面暴乱。凌晨3时45分，罗布林卡叛匪指挥部下令向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发起进攻。匪众千余人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自治区筹委建筑工程处发起多次冲锋，还冲击了外事处、气象处、人民医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贸易公司、邮电局、西藏日报社、新华社西藏分社等十多个单位……

　　尚在3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昌东湖石屋别墅，召来张经武、张国华谈西藏严重局势及平叛、改革诸问题，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总以为还有资本，总是手中发痒，要叛乱。”当时毛泽东料到达赖要出逃，说：“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他又说：“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缓改嘛。现在已经叛乱，就只好边平边改。总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毛主席的这番话，为西藏平叛、改革定了基调。

　　3月20日上午10时，谭冠三当机立断，下达反击令。仅一个小时，拉萨制高点药王山的叛匪炮兵阵地，被我军攻占。到傍晚7时30分，我军占领叛匪指挥中心罗布林卡。战果迅速扩大：21日，我机动部队攻占叛匪据点恩珠仑宅、朗加多吉宅等处；22日，占据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叛匪相继打出白旗投降。至此，拉萨的叛乱全部平息，我军仅出动千余兵力，歼敌五千三百余名。

　　3月28日，根据国务院命令，解散噶厦，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班禅额尔德尼任代理主任。原拉萨市政府朗子辖平叛时被接管，成立军管会。

　　4月4日起，中央军委指示西藏军区发起山南战役，张国华司令员返拉萨指挥。解放军出师十日，奔袭千里，仅以4个团2个营兵力，一举荡平叛匪老巢，控制了喜马拉雅山以北、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山南地区，切断叛匪外逃通道，接管了日喀则、江孜、亚东、黑河(今那曲)、噶尔昆沙等地政权。

　　西藏平叛成功，百姓焚香献哈达，庆祝胜利。

　　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背叛祖国，撕毁《协议》，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六年不改”政策，平叛后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从此，西藏122万平方公里土地、一百多万藏族及各族人民(现二百四十万人)迎来了新曙光，开始了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