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虎”原是纸老虎，板门店里伏山姆。
　　毕生探囊忘己生，无名英雄足千古。
　　　　　　　　　　　——张爱萍怀李克农诗　　
　　
　　
　　
　　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板门店谈判，历时两年多，两易会场，五次中断，共开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733次各种小会，诚为历史上罕见的停战谈判。中朝方面出面谈判的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邓华将军等。

　　默坐132分钟，谈判史上无先例

　　谈判开始不久，美国代表就感到中朝谈判代表团中，有一个“巨大的隐形人物”在策划、指挥着一切。这个“人物”，才是与他们较量的真正对手。这个“人物”一头在北京，一头在开城。

　　这一天，谈判中出现了罕见的僵局，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开口。沉默，沉默……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只有钟表滴嗒滴嗒的走动声响，在谈判桌上每个人似乎都听到了自己心脏的跳动。整整沉默了132分钟，这大概是谈判史上无言相对最长的时间记录了。

　　我驻朝使馆政务参赞、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柴成文，悄悄起身，走出会场来到谈判大厅旁边的一座帐篷里。那里坐着一个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他就是新中国外交和军事战线重要领导人、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将军。这时，他正坐在桌前沉思，一支接一支抽烟，茶杯里的水已喝干。柴成文来到李克农身后，扶住椅背，在他耳边急促吐出三个字：“怎么办?”李克农一言不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小纸条，写下三个字：坐下去。

　　柴成文又悄悄回到座位上，将攥在手心里的小纸条谨慎地传到旁边的代表手里，每个人看完依次又传下去，短短几分钟，中朝谈判代表成员脸上的表情全变了，由焦躁不安变为沉稳而又镇定，挺直腰板，稳稳地坐在那里，如同一尊尊石像。

　　美方再也无法忍耐这难堪、沉闷、压抑的沉默了，首先宣布：休会，退席。他们一回到住所，把公文包一扔，就叫出声来：“哎呀，上帝!我以为我麻木的双腿再也不会复活了，这该死的谈判像是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可惜他们不懂自己面对的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民族——中国人的“打坐”本领可具有千年的历史。

　　当然，谈判中也有最短的记录——25秒。双方代表刚落座，宣布开会之后，随即宣布休会。真是针锋相对的政治战。

　　毛泽东点将李克农，北京、开城指挥决策

　　朝鲜战争开始后，李克农将军率领的情报机关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料事如神，据说，中国还提供给朝鲜不少情报。毛主席曾经夸奖说，李克农干得不错。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说：“在我军情报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在朝鲜同志的密切配合下，朝鲜战争中我们的情报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对敌情掌握得比较准，因而容易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也许是第五次战役后，毛主席点将李克农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的因素之一。

　　李克农应召来到菊香书屋，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派人参加。”

　　“我马上准备出发!”

　　1951年7月5日，李克农率领的谈判班子到达安东。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谈判一谈就是两年。

　　李克农入朝后的第一天，7月6日早晨，就在大约离平壤东北五十公里的地方见到了金日成。他们一见面就十分亲热。金日成显然已收到了毛泽东发给他的电报。7月4日，毛泽东电报第一句话就是：“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而李克农又是主持这次停战谈判的实际操作人。李克农和金日成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这次谈判中朝方面出席代表为：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邓华和解方将军，人民军少将李相朝。李克农接到毛泽东电报，指派柴成文以中校军阶任志愿军联络官。

　　开城谈判，对外以人民军为主，而实际上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内部给他们规定了一个代号，李克农称“李队长”，乔冠华称“乔指导员”。李克农还任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开城的来凤庄自从1951年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在这里举行以后，成了世人瞩目的焦点所在。

　　从这天起，李克农便开始了身负重任、日夜无暇的两年谈判生涯。这两年时间，李克农的责任之大，性质之复杂，问题之困难，都超过了以往。每天工作如此繁重，而他的身体状况又如此之差(患哮喘)，却能以惊人的毅力支撑。他常常一边开会一边大把大把地吃药片，和谈判班子一起商讨对策，对每一种方案都要反复字斟句酌，亲自处理文电，拟写文件发言稿。

　　当时开城谈判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南日、邓华等。第二线是乔冠华、柴成文。柴成文是联络官，别人不便离开时由他来往传递消息。第三线是在幕后坐镇的李克农，负责掌握全盘。每天开会至凌晨，便有电报发向国内毛泽东、周恩来处。他们二位不看过朝鲜“克农台”发来的电报并商议后发了回电，是不会去就寝的。回电通常一个小时左右，发回“克农台”。李克农看到毛泽东的指示，便对今天的谈判方案有了进一步确定。

　　朝鲜停战谈判，实则是在毛泽东一手指挥下进行的。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的电文，大约有几十万字之多。且看：

　　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来电收到。(一)撤兵一条必须坚持。(二)在各项谈判未得到完全协议以前，不要让新闻记者参加。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在举行签字的那一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

　　毛泽东

　　(1951年)7月11日7时

　　关于更换谈判会址问题，毛泽东也有明确指示。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关于更换谈判会议地址问题，经我们再三考虑认为目前还应采用你们原先的主张，拒绝敌人这项无理要求，并准备与敌人拖一时期。因为敌人目前的政策是拖，我急他不急是无用的，到了敌人真想解决问题时候，那时就可以扯拢了。所以复件，便可简单，对于未了事件的处理，既不取消，也暂不提，看敌人如何反映(应)。复件现附上，可于10月4日上午送出。北京拟在4日晚播，5日登报，平壤亦同时发表。

　　毛泽东

　　(1951年)10月3日10时

　　历史证明，在朝鲜战争中的用人安排上，处处表现出毛泽东的精明之处：彭德怀和李克农，一武一文，一打一谈，“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如同毛泽东手中一柄得心应手的双刃利剑。

　　李克农有与各种政治势力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经验，有很高的谈判手腕，又能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谈判战略思想。他上任伊始，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开宗明义：“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要把这个主张打出去，使它产生一种力量，也就是政策的威力。我们不要在会场上纠缠于枝节问题，主要是坚持三条原则：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十公里，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三、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刚刚从厮杀的战场上来到会场上坐下来谈判，“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心理上、感情上还不适应。李克农反复叮嘱大家：“对于我们的同志来讲，我不担心哪位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还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发现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将军不仅是一个极端机灵的政客，还是一个沉着大度的谈判高手。乔埃总是把笑意挂在脸上，言辞中寸土必争，并且在对手的连连逼问下方寸不乱，把那一双湛蓝色的眼睛眨动得狡黠而又富有表情。李克农对部下指着乔埃那瘦长的身影说：“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做到把对方的长处吸取过来，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谈判中有一个技巧就是“拖”，他可把“拖”的谈判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李克农在1951年12月28日1时关于第三项议程(机场建设问题)和第四项议程(交换战俘问题)小组谈判情况给毛泽东和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我们计划：(一)对于第三小组，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问题，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二)对于第四小组，继续以四万四千战俘的问题和对方的所谓五万多战俘的问题对抗下去。对于对方第一次交来及第二次补交来的外俘下落的问题回答，我们觉得亦不必忙于交给他们。”

　　一个半小时后，毛泽东回电：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12月28日1时来电，两组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述各点，并且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

　　毛泽东

　　12月28日2时半

　　于是就出现了上文所说的谈判桌上的沉默对峙战。

　　送春风，关怀入微

　　冬季来临，李克农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哮喘也越来越重，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这次心脏病复发，他的身体更加虚弱。毛泽东、周恩来开始考虑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让他回国休息和治疗。1951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根据中央决定，赴朝替换李克农。他俩是老战友，在长征中，在延安，共事多年，彼此讲话不忌讳什么。伍修权说：“你的身体不好，中央让我来替换你一下。”

　　李克农喘了一口气，静静地闭了一会儿眼睛，一字一顿地回答：“临阵不换将!”

　　三十多年后，伍老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临阵不换将’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表现了李克农对工作高度的负责精神和忘我精神，也表现了他的坦荡作风，我理解我代替不了他那个工作。当时第一助手是乔冠华，‘乔老爷’可不好领导呀……而他完全有办法领导好老乔，让我留下来就有困难。我决定观察一段时间，等克农病情有好转，又向中央打了报告，李克农可以继续工作了，我便返回北京，同时了解了谈判情况，这就是我的开城一月。”乔冠华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行文洋洋洒洒，张口妙语连珠，但高傲自负、不拘陈规，和他配合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李和乔，一个指导员一个队长，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乔冠华这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李克农可以说在整个谈判期间配合默契，互相信赖。

　　1952年谈判中断，板门店会场冷冷清清，思乡之情弥漫在中国代表团成员心底，每当外交部派信使送文件、信件时，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这一天。有一次信使来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信使是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派这么大的“官”当信使，这还是第一次，据说是周总理的安排。李克农把大家招呼到一边说：“你们看到了吧，周总理怎样做工作，做得这个细，咱们都学着点儿。”

　　李克农拍电报，请解方、柴成文等的夫人来板门店探亲。祖国亲人的到来，使冷清的驻地变得热闹而富有生气，大伙开心说：“胡公就是胡公，还有峡公，连我们夫妇的私事也想到了。”胡公是指周恩来，峡公是指李克农。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善解人意，富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谈判代表中有的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满脑子是敌人，恨之入骨，便忘记了谈判方式。1952年5月18日周恩来写给李克农和乔冠华的一封信，指正了这一点：“我们的发言稿和新闻稿件中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特别是世界各国朋友们对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

　　和平来临，谈判席上胜敌两筹

　　两年过去了，原来满头青丝的李克农已双鬓斑白，乔冠华更加瘦削，每一个参与谈判的人员都有一种精疲力尽之感。1953年6月8日终于达成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文件，周恩来深夜打电话给李克农，慰问代表团全体成员。每个人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紧接着，李克农倾注全力为争取达成停战和停战协定签订后各项条款的实施。在处理两件大事上，他又制敌于胜。

　　第一件事是关于军事分界线划分的问题。

　　军事分界线本来在谈判之前我方已经确定，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但美方拒不承认，因为他们五次战役之后，东段三八线以北所占土地较之志愿军在西段三八线以南所占土地面积稍大。双方僵持不下，将影响后面的许多问题解决。李克农和乔冠华、邓华、解方研究后认为，不能光从地图上看面积大小，志愿军在西段三八线以南地区人口多，物产丰富，而且有古都开城，较之东段三八线以北地区，无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美军都占不到什么便宜。在商得南日同意后，李克农大胆向中央发电，提出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使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协议得以达成。

　　第二件事是送签仪式。

　　1953年7月26日，是停战协定签字的头一天，经过千辛万苦争取到的时刻终于要降临了，李克农对同志们说，李承晚会不会搞破坏，谁也不能保证。如果在签字的时候搞一次使敌我双方不得不再打起来的行动，比如说双方司令官的任何一人被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家立即感到，在胜利面前保持冷静头脑不容易呀!

　　经过反复研究，李克农建议放弃双方司令官到现场签字的办法，双方首席代表一旦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

　　事出有因，早在一个月前，原定停战协定要签字时，李承晚制造了扣留战俘事件。彭德怀说：“我一定会来的，这个李承晚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晓得辣子的厉害!”果然，彭总指挥的金城战役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后一战，歼敌七千八百余人，收复失地778平方公里，给李承晚军以沉重打击，他不得不同意坐下来老实签字。

　　送签建议立即得到了北京的同意。美方也很快接受了这一提议。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不寻常的签字仪式在板门店新修建的大厅举行。南日大将、哈里逊中将分别代表交战各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然后又送到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首相府在停战协定上也签了字。按照双方商定，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哈里逊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

　　7月27日下午，彭德怀将军来到了开城来凤庄。7月28日上午9点30分，他在李克农陪同下步入办公室，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