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今日台湾，能令陈水扁推迟“出访”，李登辉无心到日本“养病”的大事，无非是潜逃美国的台湾“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刘冠军贪污案所引发的一系列丑闻了。这个刘冠军，仗着自己手中台湾当局无计可施的美国绿卡，先是捅出台湾“国安局”情报人员全球布网的名单，让台湾“国安局”在海外的12个情报站即刻收摊走人，令台湾当局苦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情报间谍体系濒临崩溃；接着又将台湾当局在李登辉一手操纵下建立起来的“金钱外交”的小金库透露出来，内容涉及台湾当局现任领导人陈水扁倒还罢了，更是关系到多年来对台湾当局颇为照拂的多名“美国友人”的清白，让台湾当局急火攻心。

始作俑者：李登辉

      刘冠军指称，早在1994年，时任台“国安局”局长的殷宗文在李登辉的授意下，将历年节余经费留存，作为总额高达35亿元新台币的“国安局”秘密经费，并伪造决算报表和公文应付审计部门的审查。“国安局”在该经费的支持下，设立了“奉天专案”和“当阳专案”两个基金，以两基金的银行利息和投资股票等孳息累计约九亿多元新台币作为李登辉的“小金库”，从事包括“务实外交”、推动“两国论”等各种台面下的活动。由于这笔经费运用不受任何法律规定监督制约，李登辉用起来得心应手，他自称，这笔钱让他办成了很多“难办的事”。

　　那么，李登辉用这么大的资金办成了哪些难办的事呢？

　　据台湾媒体报道，除“奉天”、“当阳”两专案外，“李氏基金”手下还有聘请美国院外游说公司卡西迪的“明华专案”和拉拢美、日国内支持“台独”势力的“明德专案”（另有“明华”与“明德”本是同一专案一说）。李登辉在这些秘密基金的帮助下，取得了相当大的“外交成就”。

　　“奉天专案”用于“务实外交”，例如与尼加拉瓜、南非、马其顿和巴拿马间的“外交工作”，看来，台湾当局全球施舍的“善举”中，很大一笔不可告人的幕后运作资金便出于这个专案。刘冠军公布，李登辉在任期间出席非洲某国总统的就职典礼时，该国政府完全没有“远来是客”的考虑，不留情面地当即表示要与台湾断交，让致力于维护屈指可数的几个“邦交国关系”的台“外交部”十分紧张。然而，李登辉对这种结局早已“成竹在胸”，他追求的只是最终不要“死得很难看”，希望对方留一点时间让台湾做好善后工作，实现“光荣撤离”。李登辉轻车熟路地找到该国执政党秘书长，这位秘书长倒是个爽快人，一口开出条件，只要台湾给2000万美元，该国愿意继续维持“邦交”一年半至两年。喜出望外的李登辉也不含糊，与该秘书长讨价还价了一番，最终以1100万美元成交，由“国安局”秘密基金先期垫付，然后再由“外交部”归还“国安局”，这是李登辉运用“国安局”秘密基金搞“务实外交”的一个经典战例。同样是这块“奉天专案”金砖，李登辉拿着到中美洲和西非的个别国家一一叩门，“战绩”也是十分了得。此外，据称“国安局”特定性委托研究及情报专案工作，比如委托台综合研究院进行“两国论”研究的资金，也是出自其中。

　　作为“大陆敌后工作”布建之用的“当阳专案”总额为五亿多元新台币，下设4个基金，其中除了“长荣专案基金”是为配合掩护机构成立需要之外，其余各项基金都是利用孳息支付“国安局”外围组织的经费。可以判知，台湾“国安局”用于在大陆布建情报网的资金当不止此数，因为正常支出完全可以列入“国安局”的合法预算之中，李登辉大可不必多费周折地动用其宝贵的秘密基金，而他究竟运用“当阳专案”在大陆干了些什么勾当，就不得而知了。

　　对应美日两国的政客，李登辉特设了“明华”和“明德”两专案。《华盛顿邮报》几年前就报道过，台湾在华盛顿的“游说项目”有十多个，其中最大的一个便是李登辉以每年150万美元的代价与卡西迪公司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台湾当局对此至今仍在遮掩，这其实是“枉做小人”，这类事情在美国毫无机密可言。根据美国有关法律，像卡西迪这样的公关公司必须详实登记、定期申报，并在司法部向国会提出半年一度的书面报告后，资料向公众开放查阅。敬业的台湾记者正因此故，毫不费劲地在大洋彼岸找到了第一手资料。虽然钱是“黑钱”，但李登辉运用得相当精打细算，卡西迪公司的每期“接单”任务明确，而相隔一定时间又要向李登辉汇报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卡西迪公司的努力没有白费，李登辉以重金换来“以私人身份”重返母校康奈尔大学，多了一次公开鼓吹“台独”的机会。李登辉对此结果应该说是满意的，因为卡西迪公司总裁一行于1998年9月在台北从李登辉口中接到了游说美国对台军售的生意。为促使军售顺利过关，台湾当局还授意“国安局”动用40万元“接待”了美国官员……

　　“明德专案”的成绩与卡西迪公司的业绩相比毫不逊色。参加“明德小组”的“美日台”三方成员中有日本方面的一些退役高级军官和美国方面的一些“智囊库”的顾问。台湾当局对美国政治的情况相当熟悉，对美国国会的资金运作并不仅限于议员，而是将一些有影响力的议员助理也纳入拉拢范围，这是对美国国会“潜力股”的一种长线投资。台湾当局还知道华盛顿有个政治上的“旋转门”，即某人今天是学者，明天可能就入朝为官，所以对一些风头正健的学者的“事业发展”也十分关注，经常资助其中的一部分研究台海议题，并向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等研究机构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资金。

　　据台“外交部”档案记载，大老板李登辉曾亲自操盘拉拢美方人员，其中赫然“上榜”的有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李登辉与李洁明在台北会谈时露骨地对他说，希望他常来台北，来一次就给他5万美元。“黑金”涉及的美国核心人物中竟包括现任政府重要官员，中有主管情报及研究的助理国务卿福特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据报道，福特早在老布什时代就曾任助理国防部长及中情局东亚情报官等要职，在克林顿上台后，福特丢官了却还是常跑到台北去要钱，台“外交部”不敢给，但大老板有眼光，让他搭上了卡西迪公司这条船，现在一看，福特摇身一变为小布什政府的重量人物，对台湾和李登辉自然有身处困厄时遭“知遇”之感。李登辉构建的这条“地下管道”沿用至今，据媒体透露，台“国防部长”汤曜明此番赴美参加“美台防卫会议”，走的就是这条“终南捷径”。

　　关于“明德专案”的消息还有更令人吃惊的，据台湾媒体透露，在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明德小组”曾付给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上万美元酬金，请其游说美国派航空母舰来台湾海峡。李登辉好生神通广大，让美国的航母成了台湾当局招手即来的计程车。

陈水扁：继承了香火，也继承了麻烦

　　“扁政府”上台后，陈水扁对李登辉构建的种种秘密基金相当满意，并且对相关项目还有追加“投资”的打算，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譬如，陈水扁改以“台湾政经研究所”的名义与卡西迪公司签约，并将佣金上升至每半年100万美元，比李登辉慷慨的原因是，他不满足于细枝末节的举动，他于2000年7月给卡西迪公司的游说目标是促使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台湾安全加强法”，想以立法的形式使“台独”立场得到美国军力的稳定支持。

　　陈水扁给美国说客的待遇也未下降。在最近的军售游说中，至少有十多名为台湾当局服务的说客在华盛顿活动，其中共和党人多尔是毋庸置疑的超级说客。多尔曾任众议员和参议员三十余年，并曾担任参议院多数派领袖，1996年竞选总统失败后退出政坛，旋即正式注册为台湾说客。在华盛顿，像多尔这样有分量的说客，年收入上百万美元不在话下，比美国总统的年收入还多，多尔在退休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份美差。这些说客的不懈奔走，终于让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打开了对台军售的大门。

　　3月28日，台湾“立法院国防委员会”的“立委”对现任“国安局局长”蔡朝明进行质询。蔡在回答亲民党“立委”李庆华关于陈水扁上台后“国安局”先后编列两笔各有四十多亿的机密预算的提问时，先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在李的逼问下，才直白“国安局”的几个专案，他都在定期报告中详细呈报给陈水扁。可见，陈水扁一开始就知道事情，而且对秘密基金的使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且有进一步扩大基金的动作，只是在刘冠军潜逃美国后，才不得不表示冻结这几项业已暴露的基金，并由“财政部次长”张秀莲于3月21日在“立法院”放出口风：“国安局”已经将一笔资金缴还“国库”。然而，美国众议院于4月10日成立所谓的“台湾小组”（又称“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包括了85名众议员，人数之多，不禁令人纳闷：以台湾当局一贯的行事作风，若无大规模的资金幕后运作，其成立有如此之易乎？陈水扁的话，看来只有鬼才相信。

　　丑闻甫一暴露，台湾当局就没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个危机，一则丑闻关系到李登辉，二则关系到“美国友人”，三则自己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己身不正，何以正人？追查国民党党产十分积极的 “法务部长”陈定南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与以往判若两人，先是一口否认“公币私用”只有行政与政治责任，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进而又言，经费支出，只要经承办人、首长核可，无所谓“偷”或“违法动支”的问题。如此说法简直将台湾原有的严密审计制度视若无物。

　　台湾当局其实还有更过火的行为。台“高检署”因“国安局”告发，认为即将出版的新一期《壹周刊》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于3月24日大举搜查《壹周刊》杂志社，扣押了已印出的刊物16万本，同时控告刊登了类似内容的《中国时报》涉嫌“外患罪”。媒体对这种利用司法侦办手段钳制新闻自由的恶行一致反对，认为这是大开“民主倒车”。“法务部长”陈定南便又换了一副嘴脸，大骂媒体滥用新闻自由，警告媒体不能拿新闻自由当挡箭牌，说媒体不是搜查禁地。岛内舆论并没有改变当局的决定，直到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向台湾当局表示反对后，陈水扁才姗姗来迟发表讲话，强调“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安全作为损害新闻自由的藉口”。

李登辉：自说清白有谁信

　　相对于有公权力为后盾的陈水扁来说，李登辉的日子就难过多了。李登辉的夫人曾文惠被控在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后、李登辉退出国民党领导层时，携带高达5000万美元的现金进入美国，在机场被当场截留，此钱极有可能来自于“国安局”秘密基金。面对新党成员谢启大、冯沪祥、戴琦3人的指控，曾文惠向法庭起诉三人诽谤，而谢等3人也反诉曾诬告。结果，近日台北地方法院竟来了个“葫芦官断葫芦案”，两不得罪，宣判4人全部无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亲民党“立委”刘文雄等公布资料，质疑李登辉之女及其媳妇之姊的银行账户于1997年6月4日至21日，收到五笔总额为新台币五千多万元的巨额银行转账，根据汇款单位，他们“合理怀疑”这五笔巨款与“国安局”秘密资金有关。台“调查局”的“洗钱防制中心”声称，在收到亲民党的公文后，该中心已立即与涉案银行联系，取得资金的资料。

　　面对指责，李登辉一面将个人行事低调化，取消了许多“出访”计划，一面异常愤怒地声称没有一毛钱放进自己的腰包，自己“问心无愧”，同时他还放弃了出风头、抢镜头的一贯爱好，转由其掌控的“台联党”的“立院”党团副总召集人罗志明转述自己的看法。罗志明说，李登辉对自己成为“国安局”秘密基金的众矢之的深感委屈和无奈，他认为，所有的钱都用来维护台湾的生存，如果没有这笔钱，台湾“外交”怎么走得出去。李登辉还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说“国安局”秘密基金是“两蒋”时代交付下来的，若无殷宗文告诉他这笔钱可以如何使用，他也不会将钱以“经费责任总归户”的方式集中起来使用。同时，他还强调，正是自己使这笔秘密基金的运用有了完备的公文制度，让每笔钱的用途都有案可查。言下之意，李登辉不但无过，反而有功。

　　然而，台湾媒体很快反驳，“国安局”和“国安会”1994年实行“法制化”，就是要让黑机关、黑预算纳入正常的体制监督；遗憾的是，“法制”之外别有洞天，李登辉以一纸公文决定法制化，却又以另一纸公文决定另立秘密帐户，假“国家机密”之名，行体制外金权运作之实。的确，钱就算是“两蒋”时代的遗存，但用途却已被李登辉篡改得面目全非，在国际上成了笑柄。李登辉自我标榜的让“每笔钱有案可查”的公文制度已经被事实证明完全是漏洞连连，否则就不会有刘冠军涉嫌贪污550万美元而能安然潜逃美国，仅此一条，直接掌控这一秘密基金的李登辉和各届“国安局局长”难辞“职”之咎。

　　李登辉声称自己没有拿一毛钱，但他却将秘密基金视作个人的小金库。《壹周刊》刊登的资料指出，李登辉于2000年1月让“国安局”以自己的名义，赠“明德小组”成员每人西服一套，合计84万元，另赠蔡英文礼金5万，“国安局”秘密帐户还成为李登辉发放过年、端午、中秋节奖金的来源。这种“以公币市私恩”的行为尤其让人不齿。李登辉设立秘密情报经费账户违反预算法及决算法，至于涉及伪造文书，逃避审计部稽核，更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和违法嫌疑。

一日不清，一日不宁

　　台湾“国安局”秘密基金丑闻涉及多个国家的达官贵人，成为一起令人吃惊的国际政治献金丑闻。丑闻波及的岛内外人士纷纷出来否认，惟恐不及。《洛杉矶时报》评论，丑闻的暴露破坏了台湾在华盛顿的形象，削弱了台湾暗中游说的能力，严重影响了美台间所谓的相互信任关系，甚至使那些通过合法手段支持台湾又一直保持秘密身份的人物感到了担心。正如一名台湾官员所言，台湾将在政治游说上丧失优势，因为那些吞了诱饵的大人物会“怀疑我们保守秘密的能力”。据称，由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的多名高官被点名收取台湾金钱，许多正在安排进行的台湾与美国双方人员的参观访问和合作训练都已暂时中止。美国报刊将此丑闻按该国习惯称为“台湾门”。好在台湾当局与美国舆论界交情颇深，美国媒体对此不作深究，一些高官侥幸逃过一劫。

　　而在台湾，“台联党”为了保护自己的鼻祖李登辉，控告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触犯刑律中的“外患罪”，民进党“立委”随之呼应，也要把国民党主席连战拖下水，好把水搅浑，减轻外界对扁、李的压力。“台联党”和民进党遂成“绿色串联”之势，而亲民党和国民党也不甘示弱，台湾政坛呈现出明显的“朝野对抗”局势。舆论广泛认为这是李（登辉）宋（楚瑜）两阵营新一轮的政治恶斗。

　　“台联党”的帮忙弄巧成拙，反而激起反李人马的斗志。这回，风波由岛外间接而起——4月4日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该报获得一张台湾“国安局”的领款收据，其上有刘冠军和另两位官员的批准印章，领款用途是“安南三号专案二期”，从其分号并分期、金额达1750万元新台币之巨，而且在1999年8月这个台海形势紧张之时由“国安局”负责“国家战略情报”的第四处领用，可见其重要之极。《星岛日报》同时捅出“国安局”还有“太平”、“明心”等专案，让人不禁更生疑虑，李登辉、陈水扁还有多少秘密藏着、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