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名豪有三个较为显赫的头衔：德国汉堡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德国汉堡华侨海员之家理事长，旅德宁波同乡会理事长。然而他却诚挚而谦逊地称自己是一名为华侨、为故乡服务的“义工”。

　　两年，攻克德语和英语

　　陈名豪，1943年出生于上海。他的少年时代是在老家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姜山定桥度过的。1956年陈名豪考入宁波青年中学就读。1958年，身在德国的父亲陈顺庆意欲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捎信让陈名豪前往汉堡。于是年仅16岁的陈名豪告别了未竟的学业，取道澳门、香港，踏上了远赴异国之路。

　　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面孔，尤其是陌生的语言，只会说宁波话的陈名豪在德国简直寸步难行。陈顺庆觉得要想让儿子在德国立足并继承自己的事业，必须要有比自己更好的知识基础，便将陈名豪送到一个德国朋友家中学德语，一年后又送他去读商业专科。

　　商业专科的课程对许多德国学生来说也许并不难，但对于初中都没毕业、才学了几句德语的陈名豪来说却相当吃力，但刻苦的陈名豪期末成绩竟然相当不错。

　　毕业后，陈名豪来到美洲轮船公司当学徒。然而接听第一个电话就让他蒙了，他听不懂电话的另一头在说什么，更甭提与之对话了。接下来的一叠提单也让他发怵，上面写的全是英文。一门外语还没过关，另一门外语又迎面而来。没有人帮他，也无法帮他，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陈名豪掂着提单茫然不知所措。陈名豪的倔劲上来了，他一口气报了两个补习班：德语和英语。从此以后，他白天上班，下午6点下班后，啃两口早上捎带的已发硬的面包赶着去上德语课，两个小时后他又出现在英语补习班上，这样，常常要到晚上12点他才能到家。刮风下雨，寒冬酷暑，陈名豪从不缺课。两年下来，他不仅顺利过了外语关，对船上的业务也了如指掌。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陈名豪在以后的日子里受益无穷。

　　四十年，做“义工”为同胞不遗余力

　　陈名豪的祖父陈纪林和父亲陈顺庆都是汉堡的华侨领袖，陈顺庆让儿子来汉堡主要是为了让他继承“中华海员之家”的事业。当陈名豪经过几年的适应后，做父亲的便想让儿子接手了。陈名豪第一次做“义工”，就是开车与“中华会馆”的一位师傅一起为筹办中华子弟学校募捐。中华子弟学校是“中华会馆”为使侨童接受祖国文化熏陶而于1961年创办的，陈名豪一直是该校的“义工”，至今还是该校的董事长。

　　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子的陈名豪义不容辞地担起了主持“中华海员之家”的重任。为使船员离开汉堡仍能得到照顾，“中华海员之家”相继在新加坡和中国台北、香港、上海成立了代理办事处，帮助受雇海员办理出入境等各项事宜。无论是“中华会馆”还是“中华海员之家”，为华侨服务、为海员服务是始终如一的宗旨。从1961年开始，陈名豪做了近四十年的“义工”。在汉堡，华侨们有事总是去找他，当地警察局、移民局、法院也常常来请陈名豪帮忙处理一些有关华籍人士的事。当翻译，做律师，为老华侨送终，为失意者鼓气，古道热肠、诚恳执着、一丝不苟，使陈名豪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侨领，赢得了华侨和海员的爱戴。他还和许多德国朋友结为莫逆之交。

　　1983年的一天，陈名豪收到一封我驻联邦德国大使馆转来的信。信是一位叫田霖芝的老人从上海写来的。二战期间，27岁的田霖芝在德国汉堡美洲游轮公司的一艘游轮上当洗衣工，含辛茹苦地在海上飘泊了六年。德国战败后，由于公司两次欠薪，他生活无着落，几乎沦为乞丐，好不容易才搭乘万国救济船辗转回到祖国。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联邦德国在上海开设了领事馆，这勾起了老人对早年德国生活的回忆，他从箱底找出了当年在德国游轮上干活时的证件，怀着重提旧事的伤感和对欠薪者愤懑不平的复杂心情，写了一封给美洲游轮公司的索款信，连同翻拍成照片的证明文件，一起寄到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大使馆颇感为难，便试着问陈名豪有什么办法。陈名豪马上着手联系，找到了那家游轮公司。老人提供的证明文件虽确凿无疑，可这毕竟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当时的管理人员差不多都已离开了人世，况且这事又发生在纳粹统治时期，那家公司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纠葛。在陈名豪的据理力争下，公司终于同意补发一笔小小的欠款。可陈名豪想，这么一点钱对一个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他想进一步为老人争取终生养老金，但这件事须花费很大的一笔钱请德国律师来操办，老人显然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陈名豪便自告奋勇地承担了律师工作，跟德国有关机构展开了频繁的交涉。经过艰苦的努力，老人当年在德国的工作经历和在此期间向船东交纳的劳保费得到了确认，根据联邦德国法律的新规定，田霖芝有权享受养老保险金。有了这笔来自德国的养老金，老人得以安度晚年。

　　联邦德国法律中关于养老保险金的条款的修正补充，使许多华籍海员及他们的亲属得以享受养老金，这也得归功于陈名豪。

　　二十多年前，一艘德国船在博斯卡亚海峡沉没，二十多名船员葬身大海。事后，德国船员的家属都领到了一笔抚恤金和养老保险，惟独华籍海员例外。因为根据德国当时的劳保法律，海员在事故中丧生，其配偶和25岁以下的子女可以领取养老金，但自由居住在国外者不得领取；而移民法律却规定，为领取养老金而移民德国的行为也是不允许的。罹难者中有一位浙江宁波奉化籍海员，上船前刚在国内结婚，已怀孕的妻子此时住在香港。丈夫去世，母子俩顿时失去了生活来源。陈名豪闻讯，又一次自告奋勇代表死者家属与德国政府打起官司来。律师费昂贵，陈名豪就自己上法庭辩护。官司足足打了四个年头，他抓住“他们居住在国外是被迫的，因为德国的法律自相矛盾”这一要害，终于赢得了官司。该船员的妻子从此每月可以拿到1800马克的保险金，他的遗腹子每月领取1200马克直至25岁大学毕业。如今这对母子在香港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终生感激陈名豪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细心的陈名豪在打赢这场官司后想起了许多已经回国的海员，他想尽办法与他们联系，为他们补办养老保险。毛伯便是其中的一位。毛伯是舟山定海人，在汉堡当海员时得了肺癌。在病床前，陈名豪问他还有什么愿望。毛伯说想回家。于是陈名豪派专人把他送到香港，再经广州回到舟山。毛伯终于如愿回到家乡，安详地合上了双眼。德国劳保法律修改后，陈名豪想到毛伯的老伴可以拿60％的劳保，但不知她是否还在人世，便委托当地政府寻找老太太。由于不知毛伯家属的全名，手头上只有一张照片，他家又从原来的村子搬走了，寻找工作存在着很大困难。委托代理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老太太，为她补办了劳保。直到如今，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依然能按月如数领到德国寄来的养老保险金。

　　此生，别出心裁兴故土无怨无悔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到八十年代末，陈名豪在德国已事业有成，拥有多家旅馆、饭店，“中华海员之家”规模鼎盛，会员多时达三四千人，他领导的“中华会馆”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华人团体之一。随着儿女们相继成家，陈名豪也已步入中年。自1965年回老家成亲，二十多年来他很少得到故乡的音讯。每当繁忙的工作过后，思乡之情便涌上陈名豪的心头，久久不能遣去。

　　1990年的一天，一位在汉堡当海员的同乡拿来几张不久前回定桥时拍的照片给陈名豪看。照片上那弯弯曲曲的小路，涓涓流淌的小河，还有那熟悉的小桥、老屋是那么的亲切，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勾起了他童年的回忆……一连几天，他寝食不安，报效桑梓的强烈责任感在他全身的血管里涌动着。

　　同年12月，陈名豪专程来到香港，联络了几位同乡侨胞。说起家乡近况，大家皆有同感，便齐心商议如何建设家乡，让乡亲们摆脱贫困，走上小康之路。他们认为定桥落后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教育、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定桥的发展，需要全面规划、精心实施。于是，一份由5位侨胞起草的《关于建设家乡定桥的几点设想》诞生了。其内容有：建立学校，培养人才；设立工厂，介绍定桥兄弟去国外工作；修筑公路，整治河道，绿化定桥村；接通自来水，使村民喝上清洁的饮用水等等，并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设家乡，人人有责”的口号。侨胞们把这一《设想》称之为定桥村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他们还在国内选了5位有志于家乡建设的热心人士组成村建设小组，海外乡人捐资，统一由村建设小组管理，专款专用。每项工程完成后，村建设小组都把账单报到海外，请他们审核。

　　定桥在侨胞们的关心和支持下，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自1991年后的短短五年中，定桥村为村民免费安装了自来水；建造了村内主干道顺庆路和顺庆桥，并筑了村东岸的河堤；建造了村内支干道一千多米，筑了村南岸的河堤，并建了公共厕所、垃圾箱等卫生设施；重建了村校培本小学；筑起村北岸的河堤，大修了村内石桥，并在村口建造了延伸姜定公路的庆昌路。这五项工程共耗资人民币300万元，其中一半由陈名豪个人捐资，另一半为其他海外乡人解囊。

　　假如你漫步村内平整的水泥大道，你能看到两边一幢幢欧式别墅。那是出国劳务人员在家乡建造的小楼，庭院里的绿树红花透过铁栅栏传递着小康气息；间隔百米设置的绿色的果皮箱干干净净，迎接着来客们惊讶的目光；村里找不到一只以往浙东农村常见的露天粪缸，只有一处处标准型公厕；夜色渐浓时，村道旁乳白色球形组合的封闭式钠灯发出恬静的光；桃柳相间、垒石整齐的河坎边，停放着几辆小轿车……此时，你会觉得自己正置身于大城市某个高档住宅小区。这一切变化，无不凝聚着陈名豪等定桥海外乡亲们的心血。

　　陈名豪介绍定桥子弟劳务输出去德国是从1989年开始的。在挑选人员时，他优先选择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定桥建设的村民，对他们进行语言技能培训，更对他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育他们爱国爱乡、孝敬父母。1995年设立了公益基金，每个出国劳务人员每月须缴纳所得外币30元，作为定桥村公共福利事业的日常开支。他谆谆告诫劳务人员要“勤俭，踏实，求知识”，鼓励侨胞和劳务人员在国外赚了钱后，把房子建在家乡定桥。他以身作则，花100万元人民币，于1996年8月在自己老屋的遗址上建成西式三层楼房，供村民无偿使用。一楼为报刊陈列厅和老年活动室，内设棋牌、电视，供村里的老年人安度晚年；二楼为村建设小组办公室、会议室和客房；三楼全部是客房。从此，村民们特别是老人们有了活动场所，村建设小组有了办公用房，海内外乡人来家乡观光或联系事务也有了住宿之处。

　　陈名豪一直认为，只有让每个定桥人都来参与家乡的建设，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付出辛劳，才能使定桥真正成为定桥人民美丽的家园。于是他大力推行义务劳动，发动每家每户出劳力，修路、造桥、建学校，每一次活动都有一批“义工”的身影，每一个建设项目都浸润着村民们义务劳动流下的汗水。

　　在陈名豪等侨胞的率先示范和无私帮助下，定桥人的生活改善了，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村民们谨记着侨胞们的亲情乡谊和谆谆教诲，把孩子送进学校，将房子建在村里，用热心回报集体。除了按规定交纳村公益基金，每一次公益活动中，出国劳务人员及其家属都是最积极的一群，从而带动了全村的男女老幼。如今，定桥村已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阶段。为“二五”计划的制订，陈名豪几乎每年回国一趟，他联络海内外定桥人，接洽市县有关领导，几次召开定桥发展恳谈会，研讨开发家乡实业。从设立工厂到开发农业，从学校扩地到村道树种的选择，他都想到了，过问了。

　　站在新楼的阳台上，陈名豪指点着眼前那水，那田，那楼房林立的村庄，心中充满了自信：我们的花卉基地已经建立起来，我们的村庄规划正进一步完善，县里已确定定桥为农村建设示范村……定桥村在陈名豪等海外乡亲引领下走出了一条农村发展的新路子，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侨务委员会主任万绍芬誉为“定桥建设模式”。新定桥，是当地人民与海外乡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结晶。

　　三代人，发展家乡教育痴心不改

　　在定桥村漂亮的建筑群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当数培本学校。该校坐落在村的东侧，占地4461平方米，建筑面积1696平方米，有教学楼和综合楼各一幢。现有学生二百五十人，来自定桥及附近5个行政村。

　　培本小学是陈名豪的启蒙学校，陈家与该校也颇有渊源。1927年，陈名豪的祖父陈纪林先生从德国汉堡回乡探亲，他以亲身遭遇为鉴，决心发展家乡教育，培育人才，于是捐田30亩，重整村校的校舍，改校名为培本小学。解放后，学校几经变迁，培本小学并入了邻村长桥小学。九十年代开始，陈名豪等海外乡人不时资助长桥小学。这几年随着与家乡接触的增多，陈名豪越来越感到知识对家乡人的重要，“家乡的落后就是因为教育的落后”。他在给中学班主任的信中写道：“几十年来，我深感教育的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一无所有，还背负了沉重的债务，正是依靠了勤劳的国民和高深的知识，德国才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1994年，培本学校工程在陈名豪的亲自过问下动工了，村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积极投入义务劳动，海内外的定桥人都闻风而动。经过一年的建设，1995年2月，一所漂亮的学校出现在村子东头。

　　学校落成典礼那天，阔别家乡二十载的陈名豪第一次回乡。当陈名豪在市县领导的陪同下，在夹道欢迎的乡亲们热切的目光中，走在故乡新铺就的水泥路上时，他是那样的激动和欣慰……

　　在学校的建造过程中，有人提议把校名改一改——因为“培本”的谐音即“赔本”，这对商人来说是个忌讳；陈名豪却坦然地笑道：“学校原来就以‘培本’命名，搞教育本来就是要赔本的。建设家乡，建设国家，就是要从培养人才这个根本抓起。这个名字好，不用改了。”

　　建好这所学校，成了百事缠身的陈名豪心头的头等大事。从学校的规划、资金的筹措，到教师的生活、学生的教育，陈名豪桩桩件件都刻在心头：学校前后左右的土地他先行买下，以备下一步扩建之用；配备20台电脑，让学生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操作电脑，跟上时代步伐；为方便邻村孩子上学，学校配备了一辆20座的中巴车，实行接送；为避免贫富差异影响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规定在校学生须穿统一校服，家境贫困者由学校免费提供。培本学校的落成，改变了定桥村民“读不读书无所谓”的旧思想，村民们重视子女的教育，以子女考上大学为荣。

　　陈名豪还经常和校长、老师联系，询问教学情况，嘱咐在抓好文化课的同时，一定要抓好德育教育，他再三强调：“要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家乡，孝敬父母，做不到这三点，就不是我们希望的接班人。”培本学校，凝聚着陈名豪家三代人的心血和期望，也凝聚着定桥海外乡亲的一片爱乡爱国之情。

　　也许，在声名显赫的“宁波帮”中，陈名豪算不上鸿商巨贾，但那颗始终为故土而跳动的心，那份永远向着祖国母亲的情，引领着他这个“定桥义工”，走向更高远更深邃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