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两岸同胞在交流交往中，几乎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因为台湾从小学开始就用国语(普通话)授课。说起这件功德无量之事，就不能不提到我国著名教育家郑晓沧先生半个多世纪前的台湾之行。

　　郑晓沧教授(已故)早在1929年就在国立浙江大学任教，是该校教育系的创始人。从1935年开始，又历任浙大龙泉分校主任、师范学院院长、教务长、研究院院长和代理校长等。郑晓沧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积极工作，成绩显著，深受各界人士的好评。据1947年11月1日《浙大校刊》记载：“本校师范学院教育系成立以来，经郑主任宗诲(郑晓沧字)苦心孤诣，朝夕诱导，成绩斐然，毕业学生服务于社会者，为数颇多，且教学努力，甚获社会人士之好评。”郑晓沧先生德高望重，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他曾应台湾省政府之邀赴台考察教育，在岛内教育界产生深远影响。笔者是郑老学生，且一直在原杭州大学统战部工作，知道此行始末，奉述如下。

　　1948年8月15日至9月18日，55岁的郑晓沧先生应邀考察了台湾教育。当时台湾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当务之急是重建教育事业。郑先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去了台湾。

　　8月15日清晨，郑先生抵达基隆港，前来迎接的是他的学生和校友。到了台北市，先生目睹处处弹痕累累，建筑破烂，市面萧条，校园荒芜，心情格外沉重，他感慨说：“光复快三年了，还未见修复，真是破坏容易建设难啊!”

　　在考察过程中，还碰到一个语言隔阂问题。台湾话属闽南语系，台胞不会讲北京官话。在日本统治时期，殖民当局强制推行日语，搞奴化教育，不准台湾人讲汉语。郑先生在演讲时说的又是浙江海宁官话，台湾同胞不易听懂，怎么办?于是不得不请一位闽南督学作翻译。郑先生与陪同人员联名写信给台湾省政府主管部门，认为推行国语教育是“台湾祖国化”最基本的条件，建议多拨经费，进一步加强“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工作，为台湾基础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郑先生实地考察了岛内城乡的学校，看到的是一片灰白色——一座座钢筋水泥建筑再加上可作军事演习的广场，简直跟军营一样!他感叹地说：“这些学校不免有肃杀之气而失去了美丽、柔和、活泼和情调。”这是校园环境问题；而“当务之急是缺乏教师”，要重建台湾教育，急需补充师资。为此他亲自介绍一批批浙大教育系的学生去台担任师范学校的教师。这些浙大教育系出身的人才，后来成了台湾教育界的中坚。

　　晓沧先生对台湾教育的考察从台北起，经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台东、花莲又返回台北，几乎走遍全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台湾同胞的盛情接待。在台北、高雄、花莲三地，均有浙大校友集会招待，师生见面，分外亲切。在台东，县政府举行盛大欢迎会，数百山地同胞，身穿民族盛装，载歌载舞，与先生联欢。先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歌舞的队伍。郑老生前在回忆考察台湾教育一个月的体会时说：“开始的时候心情是沉重的，后来逐渐体会到骨肉情深，帮助台湾重建和发展教育事业义不容辞，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大有希望的。”

　　环岛考察之后，台湾省教育厅特地召集教育行政人员开了一次研讨会，请晓沧先生演讲，听取他对台湾教育发展的建议。这些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中常委张其昀担任台湾“教育部长”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其昀曾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去台后，曾主管台湾教育工作。张氏对郑先生素来钦佩，非常重视当年晓沧先生考察台湾教育后提出的建议，并加以实施。例如，关于九年国民教育的计划与实施，郑晓沧建议“必须有充分之准备及事先之实验与示范”。张氏在1956年和1957年就分别指定先由新竹和高雄试办，到1959年，台湾教育仍以郑晓沧先生所提建议为主要课题进行研究，并逐步加以落实。又如郑晓沧先生关于“九年国民教育实施后，必须有新面貌之职业教育予以配合”、“要重视教育科学之研究”等建议，都对台湾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先生在台考察时，台湾省教育厅长曾一再请求他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即今台湾师大)任教。郑先生返回浙大后，曾写信到台湾，表达了“喜爱美丽宝岛，愿意来台担任教职”的心愿，并希望及早安排有关事宜，但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郑老的这一心愿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