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理论园地 > 详情

用基层民主解决基层矛盾

来源:《今日浙江》 2017-12-22

用基层民主解决基层矛盾

——浙江各地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其中还把“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写入了新党章。


浙江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先发地区。早在1999年温岭市创设了民主恳谈会,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21世纪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道新曙光”。新世纪以来,浙江其他地方也一直在积极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从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到乐清市的人民听证制度,以及义乌市等地的工会维权创新等,浙江基层协商民主“百花争艳、各具特色”,不断创新发展。


浙江的基层协商民主缘何先发?


在浙江,民间一直就有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协商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享受市场先发、开放前沿的红利时也较早感受到发展中的阵痛,在传统协商文化的驱动下,基层群众民主和法制的意识觉醒较早,开展民主协商的原动力特别强烈。


早在1988年,温州市苍南县发生过中国第一起民告官案件。自1990年至2009年20年间,民告官达55460件,年均增幅达40%。风起于青苹之末,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因拆迁、环保、劳动关系等引发的纠纷一度层出不穷,基层成为问题、矛盾、诉求的集聚地、高发地、高涨地,基层干部和群众迫切需要寻求民主协商的办法,畅通诉求渠道,提升决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温岭民主恳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从民告官到民与官坐下来对话、恳谈、协商,化对抗为对话,正是基层民主发展和社会管理向治理迈进的一种积极表现。


面对基层群众日益增强的诉求,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明确指出:“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是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基层民主越健全,社会就越和谐。要不断创新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综合采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和民主协商等多种手段,提高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控制在局部的能力。”(2006年10月11日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


在习近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基层协商民主在浙江全面推开。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


2014年9月21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强调:“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


上述两段话虽然相隔8年,但一脉相承、接续发展。

基层协商民主的浙江做法及成效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引导和基层干部群众积极参与下,浙江基层民主协商的创新实践层出不穷,形成了协商主体广泛、内容丰富、制度健全、程序科学、形式多样、成效显著的城乡社区协商新局面。


有事大家议,但选择哪些人来议事协商,困扰着基层。浙江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协商的参与机制。2016年12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协商主体,即 “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村(居)民小组、驻村(社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和当地户籍居民、非户籍居民代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为让协商主体更具广泛性,我省还注重社会组织这个协商渠道,鼓励引导社会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社团组织及专业性机构广泛参与协商。如杭州市全面建立“社区和事佬协会”,宁波市在外来人员集中居住的城乡社区,普遍组建和谐促进会等融合性组织,这些社会组织贴近基层、了解民意,在促进社区治理上发挥着独特优势。


如何协商,是基层协商民主的核心问题。浙江各地强化公共事务这一协商重点,推行以“党员群众建议、村党组织提议、村务联席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和表决结果公开、实施情况公开”为主要内容的“五议两公开”工作法;普遍建立由社区单位、社区各方面代表人士特别是新居民、流动人员代表共同参加的共建理事会,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探索各具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


在民主协商决策环节,浙江基层创造了余杭、余姚、德清、海宁、兰溪等地的议事协商会、民间智囊团、恳谈会、听证会、“民情气象站”等民主协商形式;在管理环节,有上城、下城、萧山、吴兴、江山、莲都等地“民情合议庭”、和事佬、调解队、动迁圆桌会议等协商民主模式;在监督环节,创造了武义、慈溪、黄岩、路桥等地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市民观察室、宗教场所财务代理等协商民主制度;在自治环节,协商民主体现得更加多样,有下城区、慈溪市、鹿城区、桐乡、定海等地的邻里值班室、村务协商民主、社区协商议事会等。借助互联网,杭州市西湖区德加社区还构建网络议政平台,社区居民在论坛、微信朋友圈中参与议事协商。


为推进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浙江各地不断创新完善,建起环节完整、衔接有序的协商流程。武义县后陈村首创村务监督委员会后,还制定了《村务管理制度》》和《村务监督制度》。前者对村集体资产管理、村民建房审批、计划生育、户口变动、村财务收支等村民关注的村务管理做了明确规定。后者则对村级民主协商和监督做出了新的制度安排,明确规定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产生和组成、职能和义务,并把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和村干部述职考核制度等纳入民主协商和监督的内容。 2010年,后陈村的“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全国人大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作出了“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的规定。2017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后陈经验”全国推广。此外,诸暨市把基层协商民主引入“枫桥经验”领域,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实践表明,以协商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打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能有效地促进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利于调动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参与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有效增强广大群众对基层民主的认知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同感。


德清、柯桥、仙居等县区探索乡贤统战,以协商参与、共治共享的形式调动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促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仙居县乡贤联谊会吸纳乡贤3600多名,一年间引导乡贤反哺家乡建设资金30多亿元,对接项目120多个,参与公益事业200余项。

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有序有效发展


当前我省基层协商民主发展方兴未艾,既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着眼切实解决问题,确保有序有效发展。


基层协商民主亟需走上制度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一方面,基层党和政府要切实增强协商的意识,有事与群众多商量,克服协商与否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在开展协商时要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坚守法制底线,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要重视协商结果的落实,把重要协商议题的办理落实情况纳入基层党务政务、村务社务的公开内容,列入党建工作和民主政治建设考核内容。


因地制宜,创出特色。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社情、民意不尽相同,发展基层民主协商会有不同。因此应加强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规定,确保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稳妥推进的同时,也应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不强求千篇一律,鼓励各地以问题为导向,因地制宜、创出特色、不断取得新经验、新成效。


稳步推进,务求实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要把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落脚点放到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上,放到基层群众关心的紧迫问题上,放到党委政府力所能及的现实问题上,力求做一件成一件,传递协商民主的正能量,切忌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


建立各级党委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和机制。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我省各地的实践中,参与开展基层民主协商的部门五花八门,且大多为自发行为。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注重工作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协调性,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密切协作、整体推进,形成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方面各部门各单位共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强大合力。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杨卫敏,系浙江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