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黄埔情缘

——听母亲讲黄埔军校那些事儿

何昌正

我的父亲何兆琮 1911 年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现为义乌市）后宅乡下畈村，病故于 1950 年。父亲去世时我刚满周岁，对他没有任何印象。父亲与黄埔的那些事儿，都是母亲讲给我听的。

母亲 1914 年出生于杭州，1937 年日本侵华时逃难到继父的老家义乌杨村， 2015 年在杭州辞世，高寿 101 岁。

母亲爱讲父亲在黄埔军校的事儿。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人都向往黄埔军校。当时父亲在黄埔军校四分校即通信兵学校当教员，1940 年到浙江一带招收军校学员时与母亲结婚。婚后母亲便辞去杨村小学教师工作，随父亲去那向往之地。当时黄埔四分校在贵州省麻江县，与浙江省义乌县相距近 2000 公里。出发前，父亲的同事劝他陪新婚妻子一同乘火车和汽车，但父亲坚持与新兵一起行军，近2000公里的路主要都是靠步行完成。母亲虽然一人坐火车转汽车前往贵州，但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几十年后，母亲每当讲起这段往事，脸上都会泛起红光，特别是后来乘火车听到咣当咣当的车轮声，就沉浸在回忆和幸福之中。

父母亲十年夫妻生活，有五年是在黄埔军校渡过的，母亲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五年时光。抗战时期，生活艰苦，但日子过得很快乐。学校开学或学员毕业时，蒋校长往往会前来训话。每逢校长到来，母亲会作为随军家属代表参加聚餐。当时这样的宴会也就四菜一汤，吃个开心罢了，晚上回家还得再吃个土豆（当地称洋芋）充饥。

母亲说，她在军校五年，正逢抗战高潮，每当发生大的战役，教官和学员都争着要上前线。父亲有机会参加了一次大的战役，担任通信连连长，常常穿插于前沿阵地。战争发生在湖南，是长沙还是衡阳已记不清了。

关于父亲，母亲只讲在黄埔的事儿。父亲其他的历史，她从来不讲起，也许觉得没有黄埔那样光彩。1945 年抗战胜利时，她随父亲去沈阳。父亲受命去接收东北的通信系统，先后担任卫立煌和杜聿明的通信副官，兼通信交换站站长。当时物质生活条件很好，家里还有勤务兵。1948 年父亲又到南京，担任国防部十七库（通信器材库）库长。这些事母亲没有说起，都是姐姐告诉我的。

母亲的心里只有父亲和黄埔。父亲去世后她单身过了65年。别人都劝她再婚，她没有一点别的想法，只想把5个子女养大成人，也许靠回忆就足以满足她的感情生活。另外，有了父亲和黄埔的故事，她从来不讲自己的经历。其实她也有一段光彩的往事。她 1937 年到义乌后，就在杨村小学教书。1938 年新四军招女兵，她辞职参加了新四军，先在妇女干部训练营受训，结业后到地方做抗日总动员工作。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在她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将要入党时，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又回到小学当老师。当初，如果母亲讲了这些往事，我们就可以为她争取到一定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待遇，但是她没有说。到了她90多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母亲的这段历史，虽然上报了民政局，但一同参军受训的知情人全都已经过世，已经没有人可以作证明，结果什么也没得到。其实母亲并不在乎，她的心里已经有了满满的回忆。

受母亲影响，我与黄埔军校也有了深厚的情缘。好在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历来重视黄埔亲属的联谊工作，20年来，我有机会参加了同学会的全部活动，与健在的黄埔老兵及黄埔后代有了很多交往，还参与接待了连行健上将带队的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大陆参访团一行。有了这份情缘，我也乐意与台湾的黄埔后代加强联系，同时也乐意把认识的黄埔后代介绍给黄埔同学会，使他们和我一样，在同学会里感受到更多更深的黄埔精神。

近几年来，我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较多，与国内黄埔同学及后代的交往就少了许多。但是我会像母亲一样，经常给儿子讲一些黄埔的事儿。等孙子孙女长大，如果我还在世，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黄埔的事儿，让黄埔情缘代代相传。虽然他们已生活在国外，但黄埔精神没有国界，黄埔精神属于全人类。

（作者为第十届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原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