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树元(1918—1992),籍贯山东阳信。为了保家卫国，参加抗日战争，两次入黄埔军校学习，终获黄埔军校19期学籍。生前为河北省唐山市滦县百货公司退休职工。1986年加入黄埔军校同学会，1988年、1989年当选政协滦县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1989年，为存真留史，撰写回忆文章，本文即根据其回忆文章整理而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东三省，抗日呼声遍布全国。我于1934年投奔了黄埔军校，那时候，黄埔军校已改称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燕塘军校)了。我开始由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总部炮兵营入伍，又经教育连训练后，转入燕塘军校炮兵科入伍生队。当时，第1集团军是粤系部队，总司令陈济棠名义上归蒋介石指挥，实际上是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搞“两广独立”,准备打倒蒋介石。

　　当时燕塘军校由陈济棠任校长，副校长是林时清，教育长是罗植春。军校设有步、骑、炮、工、辎五科，还有经理班、干训班、政治深造班，等等。入伍生第一年为士兵及军士训练，第二年转正科军官教育，第三年经考试及格毕业，分发部队服务。我于1936年2月转入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炮兵科军士中队。未料，1936年夏，发生了“两广事变”,蒋介石任命第1军军长余汉谋为第4路军总司令兼广州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由韶关回广州就职。陈济棠通电下野，出走香港。同年秋，蒋介石令广州军事政治学校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即派第3路军总司令陈诚、第4路军副军长陈芝馨分任校主任、副主任。并将1934年毕业的燕塘军校1期生改叙黄埔11期，将毕业的燕塘军校2期生改叙黄埔12期。1937年11月，本校军士中队接受编遣，我被编入第4路军炮兵指挥部军士特别班第2期受训；半年后，分发第4路军炮兵第1营营部任准尉助理员；未几，被派到海南岛秀英炮台当少尉见习炮长。

　　1938年始，我先后在62军(军长黄涛，广东蕉岭人，云南讲武堂15期，曾留学德国)152师(师长陈章，广东罗定人，福建军校炮科)、154师(师长梁世骥，广东梅县人，保定军校6期炮科)山炮营任少、中尉排长。其间，日寇进犯广东，我随154师炮兵部队渡海峡经雷州半岛、化州、高州、杨春、新兴，由肇庆渡西江进花县、清远、英德各县境，阻击沿粤汉铁路北犯的日军。转战4年几乎走遍了广东的20多个县境，为抗战历尽艰辛。

　　1941年年底，中央军校第4分校招考第18期学生，指定要“行伍军官”(指未受军校正期教育者)。当时，我正在62军炮营2连担任代理连长，由于自己的要求，经呈请军部保荐准考，承蒙军长黄涛准予离任调部，以司令部中尉附员身份到曲江七战区报到。考试后，经衡阳、柳州，于1941年秋到达贵州独山县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再次深造。

　　独山县有句俗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可想而知，这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报到的第二天，还未编队，就接到第一个任务——背米，据说当天吃的米是从别的队借来的，要到城东南约30里的基长圩去背。装米要用自己的单裤，先扎上两个裤腿，装上30斤米，再扎上裤腰，然后背在身上，这对于打了几年仗的行伍来说，还算不上什么困难。

　　1941年冬正是抗战紧要时期，各战场抽调下级军官受训很不容易，两个月才到了300多人，只得暂编成一个步兵大队，下辖3个中队，我在第3中队，就这样开始上课了。学校驻地是在独山县城北约5里的北坡山的北坡上，宿舍是17期同学亲手盖的。他们开山道，平山坡，砍木运木拉大锯，锯木板，打土夹板墙，架上木制人字架，盖成了木板房。教室也是一样，课桌是木桩顶着横板，窄点矮点的就当凳子。早、午、晚一天三次下到50余米深的山沟里，用山泉水洗漱。吃饭的人多，运米的人少，独山基本没有畜力车，所以平均20天就得背一次米。近的到基长、卡蒲，都是当天往返，远的如平塘、三合、荔波等地，都是70里之外，干脆就战斗行军，演习运粮。因为有1939年日寇突袭昆仑关的教训，所以人是不能离枪的，一走就是三五天或更长的时间。

　　每逢大家劳累了，少校区队长(燕塘军校毕业生)就带头领唱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每天晚上，有两个小时的自习，点着“灯碟加灯草”的桐油        灯，自习后，我两个鼻子眼里都被熏成黑色，洗也洗不净，抠也抠不清。我们一年只发一身棉衣棉裤，洗、换、罩都办不到，穿了一冬之后，每个人都像炸油条的了。

　　这时，黄埔军校本部早已迁去成都了，校长仍是蒋介石，教育长陈继承。第4分校主任韩汉英，副主任张振庸，教育长韩潮。半年后又来了700多名学生，编为第2、第3大队。招生时是18期，因为建制与年限关系，到正式开学时又改为19期第8总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连排长，也有少数校级军官。课程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为主，另有各种教程，着重精神讲话和研讨教育。因为行伍出身的军官对制式教练是很觉乏味的，但研讨式教育很民主，学员也爱听。我当过炮兵连连长，又来学步科，初时真觉乏味，可是后来也觉得有意思了。学习步炮协同作战，认识到步兵在战役中是主兵的重要性。攻坚远战，炮兵是军中骨干，但是炮很笨重，运动又困难，又确是步兵指挥官的累赘。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处于劣势，步炮协同更值得研讨，因此各队凡有步炮协同课，都叫我去介绍炮兵性能和运用法则。

　　在校两年中，除学军事各教程外，还学政治教程、精神讲话等。军校强调“军令如山，党纪似铁”,每晚点名时，值日生要带头背诵“党员十二条”等。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也要进行民族大义和团结抗日的教育。当时主讲是各级长官、资深教官和总、大、中队长。“亲爱精诚”是黄埔校训，“礼义廉耻”是“四维”;尊关羽、岳飞为武圣，敬孔孟为先师，尊敬古圣先贤，提倡固有道德；强调“军人不问政争，而以服从为天职”,又讲“军人魂是成功成仁”,人人要有视死如归、马革裹尸的意志；要坚持抗战到底，与士兵共甘苦，带兵要“恩威并济”,严禁体罚。每个黄埔军校学员左胸前都佩戴符号，正面写着期别、队别、姓名，背面印有“爱国家、爱人民；不怕死、不爱财”十二字。平时也强调“精神胜于物质”,要牢记国耻，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学英雄，如苏武、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鸦片战争虎门炮台的关天培，甲午海战开着战舰冲向敌舰的舰长邓世昌，誓死守土尽忠的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等，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关于抗日作战，强调要“步步为营”“处处设防”“空室清野，焦土抗战”“与阵地共存亡”。

　　最令人难忘的是从上海逃出来一位著名诗人汪静之，他是《爱国诗选》的作者，又是大学教授。他不单是文学家、诗人，北伐时曾任政治部《革命军》报刊编辑，而且自从到中央军校第4分校任政治教官后，他又研究了中外战史，讲了《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还讲了《满江红》《正气歌》《卧薪尝胆》、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讲的拿破仑与希特勒的成败，令人久听不厌。当他讲到成吉思汗时，感慨地说：“可惜咱们的中国地图给人咬了一口!”他还叮咛同学们写史要学“董狐笔”,最后还讲了《日俄战争史》。他说，日本统帅乃木大将创造了“小国战胜大国”的战绩，打败了俄国；但是，战后想到士兵伤亡过多，深感内疚而切腹自杀了(按：这是以日本军国主义精神来熏陶中国军官，不足为训，另据史料记载：乃木大将军自杀一说是为殉天皇而死，异说可供参酌)。他还反复宣讲“兵者凶器”“自古有不战之将，无不战之兵”的道理。

　　1944年2月，第4分校19期8总队1大队提前毕业。我回到韶关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任中尉分队长。10月，任154师山炮营上尉连附。当时日军重兵侵犯粤汉路，我随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转战赣南。赣南专员是蒋经国，双方共同配合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战斗，直至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

　　我的前半生经历曲折，但两次入黄埔军校学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年的黄埔校友现在有的在祖国大陆，有的在海外，回忆往事，最盼望的就是祖国统一和富强。在1984年纪念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的时候，黄埔军校同学会首任会长徐向前元帅曾说：“深盼出席会议的诸君以及在台湾、香港和旅居海外的各位校友同人，切记中山先生教导，发扬黄埔精神，唯以国家统一、民族强盛为己任。抛嫌释怨，携手合作，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贡献余力。”

　　这也正是我的愿望和决心。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