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桂林市中心靖江王府(现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内的独秀峰，是一座平地拔起、高约百米的美丽山峰，是桂林市和广西师范大学的地标。102年前，孙中山先生在独秀峰下进行了著名的桂林整军，对3年后创办黄埔军校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

屡败屡战，孕育革命成功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和荆棘坎坷。

孙中山到香港求学的1883年爆发了中法战争。法国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加深了中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再一次激起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怒潮，促进了改良主义的传播，也对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后来回忆道：“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

1886年至1892年间，孙中山先后在广州和香港进一步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对他影响深远。1894年11月，兴中会诞生，孙中山在入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斗争纲领，首次擘画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开始。次年，他积极筹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虽然由于先期事泄而致起义流产，但却作为孙中山“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入        史册。1900年10月，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规模达两万余人，起义虽然失败，却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同年，孙中山认清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的保皇派的面目，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确信“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组织成为当务之急。1905年8月，孙中山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为基础建立中国同盟会，将策划、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斗争作为主要革命实践活动。1907到1911年间，孙中山在两广和云南地区，或是依靠会党、新军和防营，或是借助群众自发斗争，直接或间接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革命浪潮益发汹涌澎湃。1911年10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正在美国的孙中山获悉起义消息，于年底经欧洲返回祖国，被选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组织了临时政府。1912年2月13日，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在清帝溥仪宣告退位的第二天辞去临时大总统。

此后，孙中山继续领导革命，又遭受了讨袁、护国、护法等失败，但他立志于民族振兴，毫不气馁，告诫和勉励他的同志要不怕失败，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中孕育着成功的因素。1918年，孙中山在痛苦中不断总结思考并自述：“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然则失败者，进步之原因也。”

1919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5月5日，他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但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唆使下出兵扰乱广东，于是孙中山决定首先消灭桂系军阀，平定广西。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陈炯明以“援桂”名义，率领粤、赣、滇、黔各军，兵分三路入桂，经过3个多月的战斗，平定了广西。

1921年11月15日，孙中山离开广西梧州，到达桂林，在独秀峰下的原靖江王府正式设立大本营，筹备军事，准备次年春大举入湘北伐。孙中山虽然在表面上拥有“十万雄兵”,但他心里清楚，这些军队基本为军阀性质，暂时糜集于自己手下，均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的。来自护法营垒的军阀阻力和旧军队的惰性，成为北伐的首要障碍，孙中山面临整顿和改造旧军队的任务。由于缺乏饷械接济，又无借道可能，北伐军长期枕戈桂湘边境，但这也提供了整军的时机和条件。孙中山决定在桂林进行一次整军活动，改造旧军队以建立一支革命新军，整军地点选择在独秀峰。

桂林整军，创新性发展建军思想

1921年12月10日下午1时，驻桂林的粤、滇、赣三省军队全部军官1000多人，在大本营行辕举行欢迎大会，各界绅民代表100多人应邀参加。孙中山在独秀峰下进行了观点鲜明、内容丰富的即席演讲——《军人精神教育》,成为桂林整军的光辉文献。据12月24日《民国日报》报道，孙中山当日演讲“一时半”实际上，据叶剑英后来回忆，当时孙中山的讲演是分几堂课来完成的。时之整军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对团以上军官由孙中山亲自上课讲话；对营连排级军官，则以军官教导团的方式进行整训。此后，孙中山继续围绕“军人精神教育”这一课题多方阐述，后人整理成稿，共得五课，二万多字，遂使孙中山整军思想的资料进一步完备。

孙中山在整军中所进行的政治教育，对提高官兵觉悟起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当时，驻桂林的北伐军中汇集着一批民族精英，后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叶挺、叶剑英、李章达、张发奎等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参加桂林整军，亲聆孙中山教诲，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革命力量。桂林整军，既是孙中山建军思想趋向成熟的标志，又是他开始酝酿三大政策，从旧三民主义过渡到新三民主义的历史性转变的起点。

当时，叶剑英以大总统随员身份在军官教导团参加整军工作，他曾著《忆孙先生在桂林》一文对桂林整军进行高度评价：“要领导这些军队，要团结这些军队，去和北洋军阀进行坚决的战争，就必须给这些军队以政治上的教育。使他们知道革命军队与普通军队，在政治立场上、在战略战术上，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给他们注射一些新的血液，树立新军队的精神。孙先生在桂林对各军将领所进行的精神讲话，是每一个统帅所当服膺的。”

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前，孙中山一直把“利用军阀反对军阀”作为主要的斗争策略。桂林整军后，他吸取“一次护法”时期所领导的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西南军阀有“军”而无“政府”的教训，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桂林整军的结果，不仅团结教育了各支北伐军队，还把一批矢志北伐、在北伐军中担任中下级官兵的热血青年，培养锻炼成为民主军队的骨干力量。通过桂林整军，孙中山掌握和影响了一支令军阀敬畏的民主军队。出于联合孙中山共同打击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目的，西南和北洋奉、直军阀纷纷派人到桂林联络，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情势，也提高了孙中山的社会影响和革命威望。这就使得孙中山能够以一定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纵横捭阖于各派军阀之间，不屈不挠地坚持着讨伐军阀的战争事业。

桂林整军，是孙中山认识到要革命就必须建立一支有主义、有理想的民主军队的开始。早在19世纪末，孙中山开始走上以武装斗争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运动会党和新军起义上，并没有重视组建革命的常备军。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才开始筹建

正规的民主武装，把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广西新军援鄂北伐队伍，改编为陆军第8师，作为和袁世凯抗衡的中坚力量。但在“二次革命”中，第8师孤军奋战，兵败城陷，使孙中山组建资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尝试不幸失败。直到护法运动开始，孙中山才组建起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粤军第1、2两军，让他们集体加入国民党，算是有了自己的“党军”,但陈炯明很快便将他直辖的第1军变成了“陈家军”。桂林北伐之后，孙中山“根据过去几十年革命的经验以及当前的情况，了解到要想革命，非有革命武装不可，不能光靠暴动和运动旧军队倒戈的办法，因此在桂林独秀峰下开始了整军”。这是他首次领导和亲自参与军队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实践活动。在新的民主革命形势推动下，孙中山满怀热情，谆谆不倦地从事军人教育工作，从中积累经验，提高认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建军思想，为后来的黄埔军校建校奠定了基础。

联俄联共，形成建军思想

桂林整军，虽然具有追随时代进步的新特点，但却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旧式整军运动的范畴，其“主要是运用个人的整军办法，让个人能接受革命思想，了解三民主义，还没有从建立革命的军事制度去保证它”,所以就不可能巩固整军的成果。

正当孙中山在桂林整军经武、厉兵秣马，拟定1922年2月出师北伐时，却遇到了一贯倚重的爱将陈炯明的阻力，鉴于情况变化太大，不得不调整北伐方略，改变进攻方向。3月中旬，湖南军阀赵恒惕裹胁当地社会团体，通电反对北伐军入湘；下旬，积极支持北伐的粤军第1师师长邓铿在广州被陈炯明部属暗杀。鉴于形势突变，孙中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变更计划，督师回粤，一面震慑广东，一面进攻江西，从江西出师北伐。4月8日，孙中山命令北伐各军拔队出发。10日，他也离开桂林，持续4个多月的桂林整军至此结束。

此时，陈炯明不仅断绝了北伐军的粮饷和军械，6月16日还在广州悍然发动政变，指挥亲信部众4000余人进攻总统府，曾经参加桂林整军的一部分北伐军在前线哗变附逆，投靠陈炯明。广州叛乱使北伐前线陷入混乱，北伐宣告失败。血的事实说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组建“党军”和桂林整军的活动，都不过是失败的尝试，并没有真正解决建立民主革命武装的实际问题。

历此惨败，孙中山毅然走上联俄联共的革命道路。早在督师桂林期间，由中共创始者之一的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由中共党员张太雷陪同，专程来到桂林，多次拜会孙中山。孙中山热情接待马林，并三次与他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集中讨论了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武装的问题。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的国情及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初步想法和关于中国革命的两条建议：一是组成一个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二是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应建立一个军官学校，并明确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在军队建设方面，马林还建议孙中山形成革命的武装核心，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并提醒不要忽视民族主义的宣传。

孙中山采纳了马林的建议，不仅加强对中下级官兵的政治教育，邀请马林向北伐军军官作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还让国民党青年军官向士兵进行宣传。会见后不久颁布的大本营条例，正式规定设立宣传处，直接由大元帅领导，宣传处的任务是“秉承大元帅意旨，宣传三民主义及《建国方略》于军队、人民”。孙中山同马林的晤谈成果，不仅表现为宣传机构的设立和宣传重心的下移，也开启了三大政策酝酿和形成的进程，而此一新颖的举措，无疑是桂林整军的延续，是建立黄埔军校的先导，不仅推动了桂林整军的工作，也确立了整军的政治方向。

国共合作，建立新型革命军校

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多年，但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结果屡战屡败。他最信赖和依靠的将领陈炯明，居然叛变革命并要置他于死地，这使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鲁迅说过：“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孙中山深刻反思后，通过与苏俄革命和苏联红军的比较，认为中国军人如果也有主义和目的，改造中国一定能比俄国效果更好。因此，孙中山决心创建革命新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

孙中山随即开启创办军校的行动。1923年1月，孙中山同苏俄代表越飞会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详细研究创办军校的计划。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发布创办军校的消息，委托与会同志介绍“有主义青年”投考军校。28日，勘定以黄埔岛原有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旧址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蒋介石没有进入中央领导机构，感到政治前途渺茫，情绪低落，又因大元帅府主管财政的杨西岩拒发军校开办费而被激怒，遂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并返回奉化老家。孙中山在蒋介石的辞呈上批示“不准辞职”,后又亲自拟电文“希即返，勿延误”。蒋介石在孙中山、廖仲恺的多次催促下，遂于4月26日回校复职。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廖仲恺为驻校党代表，自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

陆军军官学校于1924年6月16日正式开学，这一天也是孙中山广州蒙难两周年纪念日。选择这一天作为黄埔军校的开学日，寓意深长。孙中山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登上主席台，蒋介石和廖仲恺分列两旁。孙中山为黄埔军校亲自题写了军校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他真心希望同学们所学的武艺能与革命的主义相结合，生出矢勤矢勇的革命队伍，去横扫军阀、列强，使中国早日进入共和大同之境。孙中山还对同学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孙中山在演讲中一再强调“军人精神”,与独秀峰整军一脉相承。

黄埔精神一脉相承，“爱国、革命”永放光芒

黄埔军校开学后，军校领导层遵循宗旨，牢记使命，使军校师生逐渐树立了以“爱国、革命”为核心的黄埔精神。1926年9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安体诚在《黄埔日刊》发表“什么是黄埔精神”一文，提出“黄埔精神，是坚信并实行总理所定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军人的精神”。1926年10月，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典礼誓词中提到：“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再次强调要“发扬黄埔精神”。在创作于1926年的黄埔校歌中，也有“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之语，无不强调“精神”的作用和意义。不同时期虽有不同阐述，但其中所包含、强调和遵守的团结合作、奋斗牺牲精神，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均与桂林整军时的整军思想和“军人精神教育”有一定的渊源和承袭。

桂林整军是黄埔军校建立的前奏，是黄埔军校建校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把黄埔建校当作丰硕的成果，那桂林整军则可作为孕育成果的种子；如果将黄埔岛作为黄埔军校的开花结果之地，那桂林独秀峰可作为黄埔军校的摇篮和孕育之地、黄埔精神的发祥之地。

在黄埔军校建校百年即将到来之际，回溯桂林整军对黄埔军校建校的影响，梳理黄埔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对于继续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践行“天下黄埔是一家”理念，团结广大黄埔同学和亲属建功新时代，同心同德，反“独”促统，使“黄埔”金字招牌熠熠生辉、永放光芒，具有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