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纪事

‘□秦边

钱之光，浙江诸暨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国务院顾问，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部长等职。199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1948年8月，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在香港组建“华润公司”，并任董事长。

从1947年2月到1948年8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解放战争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的情况下，就钱之光一行去香港开辟经济事业的问题，作了六次直接指示。派钱之光去香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主持海外及内地经营”，是一项战略决策。

关于去香港创办大型贸易公司的资金问题，钱之光生前对此没有详谈，仅明确了以下三点： （1）当年创办华润公司，筹措到的资金是黄金两万两； （2）创办华润公司的资金及经营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所需的周转资金，均来自中共中央直接安排（包括中央指示东北财委李富春拨付的出口物资及黄金）； （3）带到香港创办华润公司的黄金，除钱之光本人赴港时携带的以外，在此之前之后还由王华生（中华造船厂创办人、香港“造船大王”）在押运货物赴港时随身携带了多次。

1948年12月，一系列工作准备就绪，华润公司成立。

钱之光接受赴港使命

钱之光的香港使命，按周恩来、任弼时1947年3月在陕北的当面交待，本来主要是去香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主持海外及内地经营”；通过开辟经济事业，在经济上支持蒋管区中共地下党和在港的各个民主党派。正当钱之光完成赴港发展经济事业各项准备工作，即将乘船南下的前几天（1948年8月2日），钱之光突然又接到周恩来发来的一封电报——给钱之光加了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他到港后会同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方方、潘汉年等人，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这样一来，钱之光的香港使命就包括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就中共党史而论，这项追加的新使命的分量显得更重一些。

对于如何把在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周恩来曾于1948年初秋电告潘汉年让其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汉年找了民主党派驻港代表萨空了商谈，希望萨空了先与港方接洽。于是萨空了找了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香港当局指定与中共及民主党派的联系人）。萨空了对施乐斯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转经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施氏表示你们两个领袖要走，这是要请示的，要报告香港总督。过了一些时候，施氏回复说，港督表示这件事他也做不了主，要请示伦敦方面，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由于英国方面的答复旷日持久，而且可能是敷衍搪塞，因此，周恩来决定不走这条路线，改而采用大连到香港的航道。后来施乐斯在当年12月才转来伦敦的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个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保护。但英国政府这一示好安排为时已晚。

于是，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落在了钱之光、方方和潘汉年等人的身上。

钱之光一行到达香港后，先到“联和行”商量卸货事宜和布置今后的任务；接着与中共香港分局联系，商量接送民主人士的事宜。香港分局当时由方方负责，潘汉年也是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统战工作。那天，钱之光来到方方家时，潘汉年已先到了。钱之光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方方、潘汉年也已接到中央的电报，便一起商量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问题，并作了具体分工。三人的一致认识是：接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很好地筹划。

钱之光在果断、迅速地就发展经济事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后，就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按时完成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任务上。

具体筹划安排接送政要北上

事隔不久，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的工作就紧张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于9月20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77人的名单。同时，周恩来又起草发出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钱之光和上海分局刘晓、刘长胜的电报，征询对77人名单的意见。周恩来还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于哈尔滨集中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接进解放区，则在华北集中。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做到绝对保密，保证安全。钱之光与方方、潘汉年等人做了仔细研究，为了不引起外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及其他方面的同志分别联络。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都是根据民主人士准备的情况、货轮的安排、香港的政治环境及联系工作情况等来决定的。为保证旅途安全，钱之光与方方、潘汉年等人商定每次都由中共负责同志陪同，并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在“联和行”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和在“中华贸易总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人，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每次接送都是由原来与某位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人去联系好，等载货回解放区的船准备好以后，就由他们负责把所联系的民主人士护送上船。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事先都设想得很周到，同时要求负责联系的同志机智灵活，务必注意摆脱密探的跟踪。对上船时经过的交通路线，也要事先调查熟悉。此外，还要事先约好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应对等等。由于民主人士社交活动多，认识他们的人也多，为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黄昏后上船。

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

等第一批民主人士率先登陆

经过钱之光的一套工作班子的努力和香港分局、香港工委的密切配合，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做好了第一批在港民主人士在9月北上的准备工作。准备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很多，但考虑到这是第一批，不宜安排太多，因此只安排了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十几位，由章汉夫陪同。钱之光派祝华和徐德明随船护送。由于这一批里有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在严格保密和防止密探跟踪方面，都作了慎重仔细的考虑和安排。准备工作完成后，钱之光立即向中央做了详细报告。周恩来同意这个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是第一批，一定要慎之又慎，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第一批在港民主人士北上的那天，钱之光在黄昏时分事先赶到船上，准备迎接沈钧儒等人。当时船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一个浮筒处，沈老等人是乘坐小艇上船的。

当第一批民主人士陆续登船，一切安排就绪后，钱之光与他们一一告别，请他们多多保重，祝他们一路平安。钱之光在夜色朦胧中送走了第一批民主人士，他上岸后，仍留下两位同志在小舢舨上，嘱咐他们等船出港后再离开。

船顺利地从香港出发了，但钱之光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因为这只是接送工作的开始，行程还很长。当晚，钱之光回到住地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周恩来和大连方面电告了这一批民主人士出发的情况。

钱之光焦急地等到第八天，才接到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刘昂从大连发来的电报，知道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后转往哈尔滨，这才放了心。钱之光之后才知道，这次船在经过台湾海峡时曾遇到强台风，一度失去控制，被冲到澎湖列岛附近。经过全体船员的努力，才摆脱了触礁的危险。

1948年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第一批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表示欢迎，并告知他们准备于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等

第二批民主人士出港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刘昂等在大连租了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装上解放区出口的物资和一笔黄金运往香港，以便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并带回解放区所需要的物资。

10月中旬，“波尔塔瓦号”到达香港。但在到达香港附近海面时，与一艘法国船相撞，“波尔塔瓦号”沉了一半，搁浅在海湾，不能靠码头，因需要检修，一时不能使用。由于已与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商量好行期，只好在香港另租一艘“华中轮”，10月底才把第二批民主人士送走。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中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人，由连贯陪同。钱之光另派王华生随船护送。

钱之光和郭沫若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接触较多，彼此很熟悉。在迎接郭老上船时，钱之光对他说：“我是恩来同志派来接你们的。”郭老向钱之光问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情况，又谈到全国形势好转之快出乎意料。当时由于郭老的夫人不能同行，钱之光在下船前说：“航海很是辛苦，一路还要提防国民党的飞机和军舰。这次于立群同志不能伴你同行，但我们一定设法很快送她进解放区，早日与你团聚。”

这艘船最后在大连和丹东之间的大东沟海上抛锚停航，然后，郭沫若等人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迎接。郭沫若等人随即经安东（后改称丹东）前往哈尔滨。

谨慎谋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

周恩来于11月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的电报，责成香港分局和钱之光在12月将李济深等准备参加新政协的几十位各方代表接送到解放区。

电报中开列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虽已有几位在前两批北上人士中，但由于人数多、时间急，还有部分代表留在香港，特别是仍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又在名单内，因此接送第三批民主人士的任务更为艰巨。对此，中共中央极为关心，周恩来的电示也更加具体。他事先给刘昂发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这次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将民主人士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指示。周恩来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

大连当时是苏军管辖区，靠船的码头分军用和民用。军用码头是深水泊位，可停靠万吨船只，但对外不开放，别国船只一律不准进港。刘昂他们虽然租用的是苏联船“阿尔丹号”，但是不经过苏方允许也不能在这里卸货下人。经过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冯铉的交涉，此事得到了苏方的特批。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在轮船离开大连之前，刘昂还特地宴请了“阿尔丹号”的船长、大副等人，对他们打招呼说：“我们这次来回除装载货物外，还有不少人要乘这次船回来，请多加关照。”该船船长边吃边说： “请放心，船已租给你们，由你们安排，我们会尽力协助你们的工作。”    

周恩来在给冯铉、刘昂电示之后，又发电给钱之光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的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

经过慎重考虑，最后确定将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安排在12月下旬圣诞节后第二天的深夜。因为香港受西方影响很大，每到圣诞节都要放假，人们欢度节日，正是行动的有利时机。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柳亚子、彭泽民、邓初民、马寅初、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30多人。由李嘉仁陪同，龚饮冰、卢绪章等随行。钱之光派徐德明随船护送。

民革中央负责人李济深是位很有影响的民主人士。中共与他有密切的联系，香港当局与他经常有往来，美国方面也同他接触频繁。这时，国民党已分崩离析，各种反动的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以此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港英当局这时也加强了对李济深的监控。英国政府当时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他们当然不希望发生像李济深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从香港投奔去解放区的事件。李济深要想顺利地离开香港，确实是阻力重重。原来安排他第一批北上，但考虑时机尚不成熟，未能行动。

原本，李济深为北上进入解放区的事也有犹豫，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做了李济深的工作。1948年冬的一天，吴茂荪约请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梅龚彬、陈劭先、陈此生等人吃饭，何香凝对李济深说：“任公，你还是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任公你自身的安全。” 为了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中共方面对他的家属做了妥善安排，还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和他一起走。经过这些工作，李济深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

好事多磨，李济深等

第三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

按预定计划，此次上船时间定在12月26日晚上。为了安全，要走的人事前都不知道与谁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再上船；有的到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另行派人搬上船。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远行的迹象。到达约定地点，再由联系人护送上船。

李济深动身的那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还特地参加了邓文钊的宴请，同时参加的还有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也到场作陪。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带了酒菜，乘坐接送人员事先准备好的小艇，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畅游于海港内的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才靠拢计划要上的“阿尔丹号”。上船后，李济深看到船上的熟人很多，有点惊异。钱之光和随船护送的徐德明，特地把李济深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不让他们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

这一批走的人数最多，有30多人。他们在穿戴方面也煞费苦心，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便服，装成生意人，口袋里还装有货单。大家事先准备好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香港的空气顿时紧张了起来。事情又很不凑巧，这趟船航行很不顺利。启航后的第十天，船还没有到达大连。钱之光十分焦急，一连几个夜晚都不能入睡。后来通过苏联在港办事机构，才了解到“阿尔丹号”航行到青岛海面时遇到逆风，加上坏了一个引擎，每小时只能走6海里。等到船过了青岛海域，钱之光等人才放了心。

1949年1月7日——“阿尔丹号”离港出发后的第12天上午，船终于到达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到大连迎接，他们还邀请朱学范一同前往。朱学范是参加世界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后回到哈尔滨的。同时去码头迎接的还有大连市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这批民主人士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饭店，李富春、张闻天还到各个房间看望。当天中午，在关东酒楼以丰盛宴席举行了欢迎会。

民主人士到达不久，接待的同志就送去了獭皮帽、皮靴、貉绒大衣等。他们刚从温暖的南方来到寒冷的北方，正需要防寒的服装。收到这些东西，他们都十分感动。他们在大连停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去哈尔滨。

黄炎培、盛丕华、姚维钧等

第四批民主人士出发

第四批民主人士于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由于三大战役大捷，那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把召开新政协的地点由哈尔滨改为北平。因此，第四批民主人士的北上路线是“香港——天津”。这次北上的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钧、俞寰澄等。由刘恕护送。他们于3月25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火车站迎接。

前后用了半年时间，接送在港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进步爱国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重要使命，至此按期胜利完成。

旋即召开的新政协，在21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中，除中共方面的毛泽东、朱德、李立三、周恩来、林伯渠、乌兰夫、蔡畅7人外，有14人为民主进步人士。这14人中有10位是由钱之光会同方方、潘汉年负责接送北上的民主进步人士。他们是：

第一批中的沈钧儒（民盟）、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蔡廷锴（民进）、章伯钧（农工党）；

第二批中的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叙伦（民进）；

第三批中的李济深（民革）、沈雁冰（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无党派民主人士）；

第四批中的黄炎培（民建）。

1949年4月，钱之光受周恩来之命由香港北返，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