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身处战场中！“无国界医生”里的中国志愿者

□奉献

“无国界医生”是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由医生、护士、麻醉师、实验室技术人员和后勤管理人员组成，主要针对发生战争、内乱、天灾等地区的难民或贫民给予医疗援助。自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如今它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每年有3000多名志愿人员在约60个国家中服务。曾经，“无国界医生”在不少国人眼里既陌生又非常神秘，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竞相加入这一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中，在救死扶伤中不断挑战自我，同时在世人面前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光辉形象。

80后曾思斌，

穿行在南苏丹的后勤“总管”

南苏丹，这个2011年7月9日正式宣布独立的全球最年轻国家，很多人对它并不陌生。著名的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获奖作品《饥饿的女孩》就取材于此。照片上，一个骨瘦如柴的苏丹小女孩奄奄一息地趴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她身后不远处，一只饥饿的秃鹰正贪婪地紧盯着这个小小生命。画面中没有紧张，没有恐惧，小女孩身上根根分明的肋骨和静默的无力震撼了世界，同时也引来了巨大的争议。而仅仅在这幅作品获奖几个月后，这张照片的作者、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由于无法承受外界对他在这样危难的情况下仍按动快门的谴责，自杀身亡。

“南苏丹是世界上常规免疫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目前有75%的民众仍然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护理，超过8成医疗护理服务是由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超过9成人口每天靠不足一美元生活。常年的暴力冲突和局势不稳，人们都背着枪出门，这些因素也使外界的人道援助加倍困难。”来自四川绵阳的80后志愿人员曾思斌这样介绍到。

在南苏丹一个叫皮博尔的地方，那里大约每4个小孩就有一个活不过5岁。死亡原因包括疟疾、十二指肠溃疡、麻疹、肺炎等在大城市很容易治愈的疾病；而黑热病、几内亚线虫病等这些我们很少见的疾病，也会盯上这些幼小的身体；还有很多母亲死于与妊娠有关的并发症。医疗诊所严重缺乏，病人往往要长途跋涉，甚至徒步数日才能就医。2010年，曾思斌和同事来到了“无国界医生”设在当地的医疗点，为16万村民服务。这个被人们称为阳光型的后勤“总管”，在“无国界医生”的皮博尔医疗点里，大到与政府、警察局、救援飞机联络，以及去偏远村庄对饮用水净化处理，为救援保障电力的通畅，保障医疗点及医疗行动的安全，小到电线、插座、电池，甚至一根螺丝钉的管理，都是他的工作范围。

2011年1月10日，曾思斌他们接到紧急救助任务，一名中年男子腹部负伤，内脏外泄。在医护人员把内脏塞回腹腔简单缝合之后，短短的时间内，曾思斌想尽各种方法，紧急联系了“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飞机，将生命垂危的伤员送到了首都朱巴市较大的医院接受治疗。在短时间内，需要联系“无国界医生”驻朱巴的总部协调小组，之后联系就近最好的医院，还要考量安全因素以及全面的后勤支援、人员调配等问题。而这一切，曾思斌和大家配合的井井有条，终于保住了伤者的生命。这是“无国界医生”最重要的使命：不论什么人，不管他的政治立场，不分贵贱高低，生命都是平等的，只要他需要救助，“无国界医生”就会鼎力相助。

日前，“无国界医生”前往Gumuruk进行医疗援助。刚到达，还没准备好装备，已经有不少妇女带着生病的孩子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了。瘦弱的孩子们，个个体重、个头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显然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发育欠缺。曾思斌所在的外展团队，为这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提供治疗和营养食品，病童的母亲每周可免费带孩子来治疗、复查。而对那些严重营养不良、无法自己进食的病童，他们会把病童和看护人一起接到“无国界医生”基层医疗中心住院治疗。

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每次看到大批病人病愈后脸上露出的灿烂笑容，曾思斌心里都会油然产生一种自豪！

美丽屠铮，

名震利比里亚的“中国玫瑰”

今年39岁的屠铮出生在广西桂林，父母均是医生。在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时，屠铮听说了“无国界医生”。屠铮的表弟潘渊已经在“无国界医生”服务多年，是内地最早从事海外志愿救援工作的后勤人员。屠铮受表弟的鼓励后也决定加入“无国界医生”。

2007年3月，已在北京一家著名医院工作的屠铮，正式加入“无国界医生”，被派往利比里亚执行救援任务。这个仅有300多万人口的小国，因十多年的战乱导致几十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令屠铮吃惊的是，该国注册医生仅有121人，婴幼儿死亡率为32%，这意味着当地3万人中才有一个医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3个会夭折。

利比里亚属于热带气候，年降水量超过5000毫米，素有“非洲雨都”之称，不仅衣服晾不干，连手术服的扣子都会生锈。屠铮和她的同事们不得不在后背上贴块胶布，代替扣子。这里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夏季有时会达到40摄氏度。除了必须保证手术室和药房的清凉，医院没有能力安装空调。医院里卫生条件很差，到处都是毫无保健常识的孕产妇，以及被烧伤或者烫伤的孩子。屠铮了解到，当地孕妇根本做不到定期产检，将近一半的产妇在家中按照民间传统方式接生。一些孩子好不容易闯过鬼门关，忙着糊口的父母又疏于照料，孩子常常会被热油烫伤，甚至会掉进开水锅里。

“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都是完全免费的。在太多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下，只能够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这里无法化验肝肾功能，只能够做血常规检验，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唯一的B超机便成了大宝贝，屠铮从进入医院开始，就不断被警告，“无国界医生”有B超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如果这台B超机坏了，就再也没有补充了。

“充分利用资源，无论是物力还是人力。”这是屠铮在“无国界医生”医院里工作最大的感受。屠铮曾经去参观利比里亚一家较大的外国医院，那里有七八张产床，一个月顶多接生200个孩子。而“无国界医生”医院只有3张产床，一个月却差不多要接生400个孩子。

“无国界医生”给医生们都配备了手机，有急诊时打电话呼叫，晚上百分之七八十都会有急诊。屠铮最长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她曾在一个月内一人做了60多例剖腹产手术，有时一天要做七八个手术。

除了12名国际志愿人员，“无国界医生”医院还有近300名利比里亚当地员工。在尽力做好诊治工作的同时，屠铮开始训练利比里亚员工，比如教手术室的器械护士做流产手术等。屠铮先挑出最灵光的、一点就通的护士，教会了最聪明的，再由她们去转教别人。没想到，短短几年竟滚雪球般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医务人才。

屠铮的同事来自世界各地，比如阿根廷、德国、俄罗斯、希腊、西班牙等国家。一部分人把志愿工作看成一生中必须拥有的经历，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家庭变故，希望生活有所改变。“无国界医生”医院的队长是一位30多岁的美国女性，来非洲7年了，她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组织，后转入“无国界医生”做行政管理。她多次夸奖屠铮“特别能干”，还叫她“中国玫瑰”。后来这名字甚至传遍了整个利比里亚！

硬汉潘渊，向世界展示

“负责任大国”的光辉形象

潘渊的皮肤有点黑，扎着辫子，非常阳光。他是“无国界医生”里首个来自中国内地的救援人员。

2001年春天，毕业于云南大学计算机系的潘渊，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和计算机技能，成功通过考试并接到首个任务——赴非洲开展治疗“黑热病”的救援工作。这是一种经由蚊虫叮咬而传播的高致命性寄生虫病，每年致使全球6万人死亡。那年6月，潘渊首次走出国门。

2002年7月，潘渊几经生死完成在非洲的救援工作后，刚回到昆明不久，又被派往孟加拉南部的难民营，为数万多名无家可归的缅甸洛兴加难民提供基本医疗。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宗教问题逃难至此，最高峰时达25万人。看着营地周围把守的孟加拉军警，潘渊不敢想象这数万名难民是如何度过这十多年的“软禁”生活的。12月的一天，雨后的难民营又是一片泽国，泥浆混集着排泄物布满了每个角落，用纸皮树枝等简易材料建成的矮房散发着潮湿和霉味。为防止疟疾和肠胃疾病的传播，潘渊和其他志愿者在泥泞中逐家逐户进行卫生知识宣传，并叮嘱每个家长时刻监督自己的孩子不要吮吸沾满泥巴的手指。

一个正在手捧泥土修缮地面的小女孩引起了潘渊的注意。他弯腰走进这个不足8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面还有一位母亲和另外两个孩子。桌上摆放着一些苞谷、大麦和盐巴等救济粮，这些粗糙的食品让这里的孩子营养不良。在难民营的一角，潘渊还惊讶地发现了一所“学校”。在一个简陋的木棚下，一位老师带领300多个席地而坐的孩子，认真地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孩子们一边大声朗诵，一边偷看过往的行人，他们之中，可能只有一半能活到成年。

在孟加拉，潘渊经常往返于山区，他已经忘了曾多少次险些滑落山坡，只有身上数处被恶蚊蛰过的圆形伤疤，才印证着那段南亚岁月。在后来写给父亲的信中，潘渊用了这样的开头：“能生长在中国是一种幸福……”其后，他又奔赴塞拉利昂、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十几个国家执行救援任务，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地球。尤其是今年夏天，他和同事又来到炮火连天的利比亚。

由于潘渊在后勤保障和管理方面为“无国界医生”做出了巨大贡献，总部负责人曾多次对他进行特别嘉奖，同时，潘渊也赢得了各国同事的友谊和尊重。美联社及英国路透社等世界著名媒体，多次对他的事迹进行报道，称赞潘渊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高尚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这个“负责任大国”的光辉形象。

在海外，潘渊经常被问及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他总是耐心地向对方解释——“我来自中国！”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发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唤醒中国社会还处于蛰伏状态的志愿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