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父亲李烈钧

□李赣骝 口述 周海滨 整理

李赣骝，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出任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民革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

1925年，北京。在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上，上海大夏大学的教授送了一副挽联：

二十年革命辛勤，排满倒袁，百战相依唯一李。

四万万人民愿望，兴邦建国，千秋遗憾在三陈。

其中“一李”就是李烈钧。李烈钧的人生脉络从其挚友冯玉祥的评价中可见端倪：“协和先生，自求学以来，即参与革命，后得追随总理，创造民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北伐、龙潭诸役，无不躬亲其间，固善将兵，亦善将将；冒大险，犯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其为党国也，忠诚如此。”孙中山称赞其云：“协和先生上马能武，下马能文，诚不可多得之当代儒将。”

2011年，距离李烈钧去世已65年，在位于北京东皇城根南街的民革中央机关大院，李赣骝出现在笔者眼前，谦逊随和，笑容满面。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讲述了自己记忆中那个虽然遥远却从未远离的父亲——李烈钧。

孙中山去世是父亲

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父亲是江西人，虽然我并未在父亲的故乡成长，但是父亲在他的孩子们的名字上永远刻下了故乡的印记。按照族谱，我父亲是“烈”字辈，我们是“昆”字辈，但父亲不忘故乡，把我们名字的排行全改为“赣”。而且，我们的名字还寄托了父亲的喜好。父亲属马，而且很喜欢马，所以我们的名字中都有个字和马有关。

我出生以后，一直跟着姆妈(上海话，即生母)，中间父亲带我回过江西，直到我上小学一年级才开始真正跟父亲在一起。

我很小就从长辈们那里听说，父亲在1902年以武宁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清王朝选派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再入士官学校习炮科。1905年8月，父亲在东京神田俱乐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演说并为之倾服，由此开始了革命生涯。辛亥革命爆发后，父亲上马打仗，卸鞍吟诗，经历着种种传奇。

1927年，父亲指挥了生平最后一场大战。此时，他的身份是南京国民政府五位常务委员之一，兼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这年8月，北洋军阀孙传芳率数万之众，突然在南京东面的栖霞山、龙潭一带偷渡长江，准备进攻南京。这时，蒋介石并不执掌权柄，他已在何应钦、李宗仁的胁迫和汪精卫的反对下通电下野，由军事委员会继统诸军。我父亲主持中央政府，调集了西北军、桂军、粤军等几方面军，平息了叛乱，北伐得以继续进行。

1928年，北伐完成，国民政府改组，父亲退出实职工作，林森当选国民政府主席。父亲随后离开南京到上海养病，此后病痛便一直伴随着父亲，连孙中山遗体最后的告别仪式也没参加。

1929年春，中山陵大体告竣，国民政府组成奉安委员会。5月26日，灵车沿铁路南下至南京举行公祭。5月30日，孙中山的女婿戴恩赛来上海接父亲赴南京参加奉安大典。父亲当时身体有恙，不能远行，由我二哥李赣驹代表父亲去了南京。

西安事变后父亲审判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我父亲打电报给张学良（我父亲跟张作霖算是同辈，张学良算是我父亲的下一辈）。父亲在电报里说：你不能把我们的统帅扣留起来，这影响我们国家的大局，意图是很好，共同抗日，但是你不能扣留统帅。

随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6日12点20分，宋美龄陪同蒋介石返抵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时我二哥李赣驹18岁，也在人群中迎接蒋介石，他发现了宋子文和张学良的行踪。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举行了以“如何处置张学良”为主题的政治委员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作出决议，把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同时“一致推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审判官由我父亲指定为朱培德（代表中央军）、鹿钟麟（代表西北军），以示公平。

本来，我父亲和张学良同是三级上将。蒋介石为了让我父亲能审判张学良，还把我父亲的军衔提到了二级上将。

在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开庭的前一日，即12月30日，父亲前往谒见蒋介石。

我父亲曾回忆当时情形：“坐定，(蒋)询余曰：‘审判长对此案如何办理？’余静坐于旁答曰：‘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但是蒋介石“未答”。父亲为了说服蒋介石，特举春秋战国时的例子(即寺人披请见，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他还说：“奉国府特任钧为审判长，当依军法办理。”蒋介石于是说：“君慎重办理可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会审正式开庭审理张案。如今的南京羊皮巷新街口商圈，就是当年南京军事法庭的所在地。当年萧瑟的审判现场，我无缘亲历，但通过父亲的回忆，大致的经过是这样的：

审判时，父亲对张学良很客气，进来的时候，请他坐。例行问话都问过后，张学良说：“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审判长，不知是否可以。”父亲说：“可以。”

张学良问：“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没有这事？”

父亲说：“有啊。”

张学良说：“是为了讨伐他的专制行为吧？”

父亲说：“是。”

张学良说：“我在西安的行为，也是针对中央的独断。”

张学良的言外之意是说，袁世凯是你的上级，你当年反对了他，反对了你的上级，那我为什么就不能反对我的上级呢？他不对我就要反对他。

我父亲下不了台，拍了一下桌子，斥责说：“你怎能把袁世凯和蒋委员长相提并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蒋委员长是什么人!这不能比!”

这时，旁边两个审判官来圆场了，说先休息休息，就休庭了。

我父亲后来说，“张学良不愧为雨亭（张作霖的字）的儿子”。这个事情，张学良的回忆录里面也写了。在回忆录里，张学良对我父亲评价很高，他说最满意的就是我父亲的这句话。

最后，父亲按照既定程序执行，宣布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后蒋介石考虑到当时的民意及宋子文等一大批政要的反对，作了一番“虚应故事”的核议后，发布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实际是变相的无期徒刑。

主张抗日，将五个儿子

送上抗日前线

父亲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主张积极抗日。他跟各方面人士关系都不错，又是国民党的元老，所以当时他出面到处去游说各方领导人。他也给蒋介石发了不少电函，催促蒋介石抵抗日本侵略，有一电函说：“目前为中华民族存亡之时刻，如你不举抗日大旗，必被异党所用。”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目击时艰，如芒刺背”，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但国民党政府对父亲的大声疾呼置若罔闻。父亲为此愤然发出了“人醉我独醒”的感叹，并以“身体益弱”为由，拒绝出席1932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件，“福建事变”发生。事变后建立了反蒋政权，公开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对待“福建事变”，父亲从根本上是持反对态度。但他同时认为，“事变”实因南京国民党政府“设施鲜能适合国体，洽人民公意”所酿成，提出唯以迅速“开放政权”为根本“救济之法”。所以，他力主和平解决。

1934年4月13日，父亲致电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斯时对外，诚为难事，然撑持大局，本赖全民国民大会。会期既经决定，犹不能解放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束缚，遂致民族力量无由表现。本党政策何异尽走死路而放弃生路也。人心尽失矣!”

父亲一再宣布，他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对外主张积极武力抵抗，对内促成民治实现”，全部活动是抗日与开放政权两件事。

终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召集社会各界在庐山图书馆举行“庐山谈话会”。当时，蒋介石就在那次座谈会上发表了全面抗日的宣言。这次“庐山谈话会”，我父亲也参加了。现在这个谈话故址还在，我2010年去过，桌上还有我父亲的名帖。

全面抗战开始后，由于长时间劳累，父亲又患了脑血栓，身体行动不便，不得不淡出政治活动，只挂名国民党中执委。后来他从上海坐汽车，经贵州到了云南大后方。此时，父亲觉得很惭愧，自己到处呼吁抗日，结果真抗日了，自己却跑到后方养病，这有违他自己的心愿。于是他把自己7个儿子中的5个都送上了抗日前线。父亲共有7子3女，我是最小的。二哥李赣驹、四哥李赣骥入黄埔军校，七哥李赣骕入海军学校，三哥李赣熊、五哥李赣骅参加青年军赴缅作战。大哥李赣鹏早年学医，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香港工作；我当时因岁数小，无法参军。五个哥哥有三个在读军校，两个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当时媒体对此事广为报道，称之为“党国元老，五子从戎”。

和父亲在重庆歌乐山的

最后时光

父亲去昆明后，我和母亲还在上海。上海淞沪会战前后，时局很是动荡，我和母亲就从上海坐船到了香港。这时大概是1936年，我和母亲住在香港表姐家里。我表姐夫是香港的海关总督，他弟弟即是戴恩赛。后来，我们从香港坐船到了越南河内，再坐火车到昆明。至此，我和母亲才与父亲团聚。

那时，我读小学一年级，从此时开始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我一直跟父亲生活在一起。我对父亲印象比较深刻的，也就是这6年——1939年到l945年。

后来，蒋介石要父亲到重庆去，我们便又随父亲从昆明坐飞机到了重庆。到了重庆，我们住在冯玉祥位于歌乐山的公馆里。冯玉祥把郊区歌乐山的整栋房子都借给了我们家住。到了歌乐山，父亲就再也没有离开，在此长住直至终老。

父亲和冯玉祥同为1882年出生的人，私交甚好。父亲与冯玉祥，一南一北，命运原本并不交叉，但是，孙中山的去世让他们在之后共同的革命事业中相遇相识，渐成莫逆之交。1942年，两人都是60岁，他们两个相互题词，以书画作品相赠。当时冯玉祥还特意请了一个著名的雕塑家，给父亲做了个半身塑像。

在歌乐山借住期间，前秘书雷啸岑来看望过父亲。父亲对他说：“阔人在城里有公馆，在郊区有别墅，我却没有栖身之所，仅靠朋友帮忙，得借一尘为氓。”

我们借住冯家的房子大概有3年。冯玉祥还派了一个班的警卫负责保卫。这3年中，父亲与我们虽是“寄人篱下”，却过得平静、快乐。

父亲去世，董必武、叶挺

来我家吊唁

由于长期患高血压、心脏病，父亲身体每况愈下。以现在的条件来讲，他的病并非不治之症，但当年因医疗条件很差，1946年2月20日，65岁的父亲与世长辞。当时我才小学毕业。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遗嘱说：“强敌既摧，危机犹伏。全国同胞务祈上下一心，精诚团结，谘诹善道，察纳雅言，紧握千载一时机会，迅速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共维世界永久之和平。”

国民党为父亲举行了国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追悼会。当时正值重庆谈判，毛泽东、周恩来都在重庆，他们派了董必武、叶挺等人来我家吊唁。那天，我们兄弟姐妹正身着孝服跪在灵堂前行礼，董必武等人便来了。董必武跟我父亲比较熟，国民党第一次中央全会的时候，我父亲是中央执委，董必武是中央委员，毛泽东是中央候补委员。

我记得，董必武摸着父亲的棺木说：“李老先生一生讲了很多很重要的话，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宁为烈士魂，不做亡国奴。’这句话，我们永远记住了，并且我们也这样去做了。”

当时，共产党对我父亲是相当尊重的。父亲最初反对清政府，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他虽是前赣督，位高权重，且为孙中山所倚重，却并没有成为一方军阀。抗日战争期间，他虽然一直在大后方养病，没有参与抗战，但他一贯主张联合抗日。辛亥革命70周年时，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一个纪念大会，表彰了辛亥革命10位先进烈士，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当时台湾地区也举行了纪念活动，在表彰的10个人里面也有我父亲。由此可见，国共两党对我父亲，都很认可，很尊重。

主祭以后，父亲的棺木被装到船上，运回原籍，从重庆经九江、修水到武宁，沿路各站都摆了很多香烛、水果等路祭，场面很隆重。父亲的棺木最后安葬在江西武宁箬溪镇。

1962年，因修建柘林水库，父亲的墓需迁葬。当时，中央统战部来我们家征求意见。因为中央的意见是觉得父亲被埋在水库底下，被水淹了，这样很不尊重父亲，所以，希望我们能把父亲的墓迁走。在征得我们家人同意后，中央统战部派了两个干部陪着我的两个哥哥，回江西把父亲的墓迁到了武宁县烈士陵园里面，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