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时期陈毅的统战艺术

郭金雨

抗战时期，陈毅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者，领导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在日、伪、顽包围之中英勇抗战，成功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重要贡献，这与他创造性地依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科学进行统战实践是密不可分的。

团结、争取、扶助 努力改造地方武装

新四军挺进江南后，在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积极团结、争取和改造地方抗日武装，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增强抗日的力量。为了把他们改造成为抗日的武装，或者正规的抗日军队，陈毅采取了多种措施，对其进行改造。

管文蔚，原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丹阳县委书记，抗战以来，他联络了一批当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农会骨干，组建了江南抗日自卫团，活跃于丹北地区。陈毅获悉后，于1938年7月，约见管文蔚。交谈中，管文蔚主动提出编入新四军并请陈毅派人指导。后来，陈毅经过请示，恢复了他们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并派遣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焱到管文蔚部，授其新四军丹阳游击队番号。9月中旬，陈毅又派20多名干部到管文蔚部开展政治工作，“整理纪律，洗刷坏分子”，并改番号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为司令，新四军派去的郭猛、张富前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随后，新四军一支队又抽调管文蔚部干部到云岭军部和第一支队进行学习。11月，上海党组织派往指导梅光迪、朱松涛部工作的负责人何克希及管文蔚奉命到茅山向陈毅作了详细汇报。梅光迪和朱松涛根据陈毅决策，率所部到达茅山。之后，陈毅亲自对他们进行了短期培训，提高了军政素质。年底，陈毅又将梅、朱两部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派遣参谋长胡发坚去“江抗”全面负责。很快，“江抗”就被派往东路地区活动。

挺进江南后，陈毅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调解土匪之间、帮会之间内争，平息他们内部纠纷，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和部队，以促进他们共同抗日，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如团结、改造青洪帮时，陈毅就指出：“我们是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政策，既在我们根据地不予青洪帮以合法地位，也不一般号召反对帮会。”章啸衡早年参加过大革命，革命失败之后一度悲观失望，在铜陵沙洲一带组织青洪帮混日子。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章以青洪帮为基础，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拉起了队伍。1939年2月，在叶挺、项英、陈毅等人的争取下，章啸衡决定接受新四军指挥，改番号为新四军三支队铜芜繁独立第一大队。11月底，改番号为铜陵沙洲游击大队，章啸衡任大队长，正式编入新四军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第四大队。

纪振纲，茅山地区茅麓公司总经理，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曾是黎元洪的幕僚，有一支300多人的队伍，装备齐全，不仅有中正式步枪，还有30多挺轻机枪以及一些重机枪、迫击炮。他的茅麓公司资金雄厚，自称“40万投资，20年经营”，在上海、镇江、南京等地都有业务。陈毅初到茅山时，就给其写过信，表达了团结抗日的诚意。起初，纪振纲对于一支只有一两千人，并且武器装备极差的新四军很瞧不起。他不想当汉奸，也不想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茅麓公司葬送在没有把握的抗战上。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腐败无能使他痛恨不已，由此，他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是半信半疑。新四军在韦岗、新丰等战斗获得胜利，使纪振纲对新四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初次见面，陈毅引证唐代陆羽的《茶经》畅谈品茶之道，其博学的才识让纪振纲颇为佩服。虽然前几次陈毅的拜访，纪振纲都采用“玩虎弄蛇”的办法应付，但是心中已经对新四军慢慢地改变了看法。后来又经过陈毅多次的拜访，做了多次合作抗日的工作，纪振纲终于表示了愿意支持新四军抗日的明确态度。当即捐赠了大批钱物、西药、粮食以及枪支弹药。不久，日军要他建立伪政权，担任“剿匪”司令，他宁死不从，被关监狱。释放后，纪振纲把整个茅麓公司的自卫队伍和武器弹药全部给了新四军，自己避居上海，继续为新四军筹款送药。

以文会友 广结地主绅士、社会名流及文人雅士

作为儒将，陈毅深知文化对于抗战的重要性，因此，他“从军以来，每莅一地，辄乐与当地贤士大夫游”，以更好地开展对地主绅士、社会名流以及文人雅士的统战工作。

韩国钧，字紫石，清末曾任知县，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民政长、代理督军、省长等职务。在国民党的政界军界都有自己的门生，在苏北中上层人士中具有极高的威望。苏北的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关注他的政治动向。因此，争取韩国钧不仅在苏北，而且在全省、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陈毅一到苏北海安，就立即同管文蔚一道，拜望了韩国钧。后来管文蔚回忆道：“初次见面，韩国钧待我们很客气，但并不热情。”但陈毅则显得落落大方，应对自如。陈毅提出：希望韩国钧能够站出来，主持正义，召开苏北各方代表会议，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不要相互排挤，贻害百姓。韩国钧见陈毅谈吐不俗，言辞有理，思考片刻后，即答应为民族存亡，愿效命奔走。事后，他对家人说：“平日所闻之中共，似乎不近情理。今见通情达理，益知传言之妄缪矣。自问阅人多矣，数十年来在军人中从未见有雄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

庞友兰，清末举人，盐阜地区著名人士。1941年秋，为团结民众，壮大新四军的力量，陈毅专程拜访他，想请他出“山”为抗日出力。但庞友兰看不起新四军，认为新四军是泥腿子出身，没什么本事。为争取到他的支持，陈毅三次到访，才得以相见其真容。会谈中，陈毅措辞恳切，态度谦恭，并以庞老、庞先生等称呼他。在交谈中，两人谈古论今，说文道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各种话题，无所不包。经过多次交流，庞友兰改变了对陈毅，对新四军的看法。最后，庞友兰被陈毅的诚心所感动，答应为抗日奔波，贡献自己的力量。

邹鲁山，阜宁县吴滩乡人，出身书香门第，十分厌恶当时黑暗的社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组织地方武装，在射阳河南岸蛤蜊港附近伏击日寇。邹鲁山的爱国情怀引起了陈毅的高度关注，于是，陈毅亲笔修书一封，托三师敌工部干事张剑秋带给邹鲁山，信中说：“鲁山先生，闻君有围棋，若此情属实，能否借我一用？如方便，请至我处一叙。陈毅。”邹鲁山见信后，异常激动，见共产党的干部如此恭敬谦虚，当即拿出一副围棋转交陈毅。此后，陈毅便在戎马倥偬之余，经常和邹鲁山黑白对弈，慢慢结成至交。在陈毅的推荐下，邹鲁山还当选为射阳县首任参议长。在敌伪开展大“扫荡”的时候，陈毅将刚出生不久的长子陈昊苏托付给邹鲁山抚养。后来，邹鲁山之子邹人煜曾回忆说：陈毅托子后，“我的父亲变了，豪爽变得深沉了，粗心变得谨慎了。”从此，邹鲁山对外声称陈昊苏是自己在外地的小夫人所生，还专门为其雇佣了乳母。在敌情异常紧张时，邹鲁山不顾自己小孩的安危，带着陈毅长子转移到安全地带。

积极争取海外人士 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为了争取国际友人同情、支持新四军，陈毅按照中央“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的指示，大力开展了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

罗生特，奥地利医学博士，泌尿科专家。曾因反对法西斯，被希特勒的部下逮捕关进集中营，后来被驱逐出境，1938年来到中国。1941年2月，陈毅派遣军部卫生部长沈其震秘密来到上海，与罗生特取得了联系，并转告了陈毅求贤若渴，希望他能到苏北对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提供一定帮助。罗生特了解情况之后，答应奔赴苏北。罗生特抵达盐城后，陈毅专门为他分配了翻译、警卫和大洋马，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配给面粉、鸡蛋等。只要部队从敌人那里缴获了咖啡、罐头、香烟，陈毅总是派人第一时间给罗生特送过去。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使罗生特深为感动。1943年春天，经过陈毅等人介绍，罗生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

汉斯･希伯，德国人，著名作家兼新闻记者。1932年来到上海，1939年与陈毅相识。新四军军部重建之后，陈毅派人与汉斯･希伯取得联系，并邀请其到苏北采访。1941年5月，汉斯･希伯及其夫人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采访。为了方便汉斯･希伯的采访，陈毅指示军部为他安排了一名翻译、两名警卫人员和一名服务员，并且安排他到部队、农村、城镇采访，以了解苏北真实情况。在陈毅的帮助下，汉斯･希伯完全赞同新四军的统战工作，撰写了多篇有关新四军战地的通讯和评论文章，如《拜会陈毅将军》 《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 《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等，并发表在美国《太平洋事务》和英国《曼德斯特报》等报刊上，向全世界真实地报道了新四军在敌后的抗战情况及其光辉业绩。

当时苏北根据地有一部分朝鲜人，有的是过去流亡中国的，有的是沦陷区逃到苏北，但是他们都仇恨日本侵略军，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在陈毅的指示下，新四军对朝鲜友人实施了一些尊重和保护的措施：根据地内的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平等，有出版、集会、结社、参加政治活动、参政竞选等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在生活上享有国际友人待遇，工作上给予帮助指导，充分信任。如新四军三师不仅委任朝鲜人李成镐为抗大五分校教育长，而且还组织朝鲜人学习革命理论，使他们懂得中朝两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只有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才能争取中华民族和朝鲜民族的彻底解放。陈毅还指示新四军三师帮助苏北朝鲜人建立抗日团体。在新四军三师的指导下，1942年5月，朝鲜人王信虎、金润锡、李成镐等在阜宁成立了“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简称：“苏北分会”），王信虎任主任委员。陈毅亲笔致函王信虎等人：“今者我三师朝鲜同志提议组织朝鲜青年联合会，加速日本法西斯灭亡，宏谋远见，良用赞佩。”

宣传与组织同时并重 唤醒敌伪良知

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在抗战期间，总计作战24602次，毙伤敌伪军292596人，俘虏敌伪军109759人，日军投诚30人，伪军反正46025人。陈毅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尤其皖南事变之后任代理军长，在这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新四军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人敌伪内部，开展统战工作。在陈毅等领导人的指导下，新四军各部、各根据地党组织都纷纷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派人打入敌伪内部，广泛地向敌伪宣传新四军胜利的消息，以动摇其军心，削弱其士气。以伪军来说，如盐城县一区参议长陈熔通过私人关系，策动东夏庄伪军头目吕森率部起义，带着40支步枪、两挺机枪和一门炮加人了新四军；苏中三地委在做伪军工作时，主要是利用与李长江部队交往时的关系开展上中下层各种工作。以日军来说，如1941年冬，苏南区党组织派陈志东等人打入丹阳县日本宪兵队，搜集日军情报，营救被捕人员，打击叛变投敌分子。1944年秋，苏南区党委负责人吴仲超又派李涤非秘密潜入南京，策反争取了日本政府驻汪伪卖国政府“大使馆”顾问李帷身。淮北区和第四师策反争取了伪淮海省省长兼保安司令郝鹏举的日本翻译祖国华等。

新四军设立严密的组织机构，各方密切协同。组织机构是实施对敌伪统战工作的主体和依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937年10月6日下发的《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中，就要求“各师团敌军工作部组织应是得力干部主持工作，并配备适当工作人员，分配各部，懂日文的干部、战士做到每团配备二人（以便营独立行动时能配一人），旅一人，师二至三人。”根据党中央和军委总政关于敌军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新四军在组建过程中，就把设立敌工部门和配备敌工干部放在了重要位置上。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时，就任命林植夫为敌军工作部部长。之后，各支队、各团亦相继成立了敌军工作机构。皖南事变之后，陈毅和刘少奇在重建军部和组编各师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对敌伪工作的组织领导，均设立了敌工部。军部敌工部长由刘贯一担任，副部长为李亚农。各师均成立了敌军工作部、联络部等对敌心战机构。各旅和军分区均设立了敌工科，各团均设敌工股。

为进一步加强敌伪军统战工作，形成党委领导下党政军民各方面都做敌军工作的局面，华中各区党委又成立了敌伪工作委员会，由主要领导人亲自掌管。同时，党委的城工部、社会部、统战部，军队的民运部等部门，也都从事敌伪军工作。至此，整个华中地区和整个新四军形成了全党全军动手做敌伪统战工作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