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的人，从不缺乏一双敏锐的眼睛。

与王勤美对话的几个小时里，他那副“学术派”的框架眼镜后面，藏不住睿智的眼神——当回忆起白手起家、设立眼视光学学科时，那是激情澎湃的眼神；当谈及日趋先进的激光技术，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改善视力时，那是意气风发的眼神；当描绘着温医大“明眸工程”团队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让无数老人重见光明时，那又是温情四溢的眼神。

身为浙江省眼科医院（之江院区）院长，王勤美40余年的从业生涯里，最为熟悉、最为牵挂的就是一双双寻找光明的眼睛。翻开他的履历，每一次的克难攻坚、每一次推动浙江省眼科事业发展的尝试，正是一个又一个追逐光明的故事。

“磨”出来的视力表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东风开始吹拂浙江大地，出身于中医眼科世家的王勤美的人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幸运地成为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并进入温州医科大学（原温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习。

“我的外公是远近闻名的中医眼科医师，我从小陪着他把脉开方，他那种对传统医学发自内心的敬畏、对每位患者不求回报的付出，我永远都忘不了。”王勤美向记者回忆道，在医学院学习的5年时光里，自己谨记外公润物无声的教诲，把学医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上世纪80年代学风浓厚，彼时的温医大校园里，随处可见迎着晚霞、伴着路灯苦读的学子。在王勤美的从医生涯中，他无数次回顾起这些在记忆中闪着光的场景：“学医是急躁不得的，必须要下足苦功夫，虽然我学的是西医，但我觉得自己和同学们的坚持，与小时候从外公身上学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外公之外，对王勤美从医之路带来深刻影响的，还有我国著名眼科专家、“对数视力表”的发明者缪天荣教授。

采访时，王勤美熟练地背出了这样一串数字：GB11533-1989。从常规意义上说，这是一串代表国家标准的编号；但在老一辈眼科专家的心中，它象征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

编号最后四个数字“1989”，代表着一个眼科学上特殊的年份。王勤美于1983年毕业后，就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工作。1988年，科室主任派给年轻的他一个光荣而又充满挑战的任务——辅助缪天荣教授完成国家唯一的《标准对数视力表》的制订工作。

彼时，由缪天荣教授制定的“对数视力表”已经在全国22个省（市、区）应用，并让中国的眼科研究一下子站到了世界的巅峰。1988年，受国家卫生部委托，由缪天荣和王勤美一起对《标准对数视力表》进行制订。

在所有温医大学子的眼中，缪老是权威的、令人心生敬佩的。但青年王勤美与这位学界大家的会面却是极为质朴的——每天一早，他骑着自行车赶到缪天荣教授的家中，踩着吱嘎作响的木质楼梯抵达缪老那间被书“填满”的书房，当时的缪老已经75岁高龄，他们没有过多的交谈，一见面就一同埋进浩如烟海的书籍资料中。

“一张小小的视力表，蕴含的数学、科学道理十分复杂，但是哪怕一个小数点、一个行距，缪老都不会轻易‘放过’。”王勤美回忆道。

最终，一份完整的视力表标准文稿出炉了。缪天荣和王勤美将文稿寄给了包括李凤鸣、徐广第、李绍珍、毛文书、嵇训传在内的30多位知名眼科专家征求意见，不少老专家们看到文稿后激动不已，并亲笔写了回信，希望视力表能尽快发布推广。“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珍贵的回信。”王勤美说。

在两人不懈的努力下，修订后的《标准对数视力表》于1989年问世，并有了一串专属的编号：GB11533-1989；从那以后，《标准对数视力表》被更为广泛地应用，并逐渐走向世界。于2011年再次推出修订版，编号为：GB11533-2011。王勤美告诉记者，他记住了这些数字，就像他永远记住了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眼科人精神。

在微米之间“行走”

有人说，眼睛就是一台精密的“光学仪器”，“零件”的分布错综复杂，相隔的距离要以微米计算。王勤美与记者打趣道，自己选择了眼科事业，就避免不了在微米之间“行走”。

1989年，在制订完成《标准对数视力表》之余，他加入到了温医大眼视光学科的初创队伍之中。“那是一种白手起家的感觉。”王勤美说，除了设施设备、审批程序从“零”开始之外，初创团队还要面对外界对眼视光学的种种质疑。

“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创建自己的视光学学科，也有人觉得浙江省首家眼科医院不应该在温州……在这些声音之中，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王勤美形容，当时，一群学医出身的人，却将“温州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

时间走到1998年，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落成，这家集眼病诊疗和视觉功能矫治于一体的眼科医院，填补了省内没有眼科专科医院的空白。王勤美成为眼科医院首批专业眼科医生之后，他让自己又走入了一个新的难题。

提到眼科发展进程中，放射状角膜切开术（RK手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源于前苏联的第一种矫治近视的手术，对眼科医生的手法有着严苛的要求——在仅有560微米厚的角膜上，用钻石刀做放射状垂直纵向切割，以达到松解角膜旁中央区张力、使中央角膜变平，进而达到改变屈光力的目的，以恢复正常裸眼视力。

上世纪90年代，王勤美成为省内最早开始挑战RK手术的眼科专家之一。为了更好地在微米之间“行走”，他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反复练习，最多的时候，他能在薄如蝉翼的角膜上切割24刀。不久后，他将RK手术带到了临床，让许许多多近视患者摆脱眼镜的束缚。

但是RK手术的短板也很快显现：预测性差、并发症影响远期疗效等等。这让王勤美开始思考，作为一名眼科医生，仅让患者看得见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改善他们的视觉质量，不仅要看得见，还要看得清晰和持久，更要最大程度减少手术过程中对眼睛本身的损伤。”他说。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激光手术逐渐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眼科。与传统的RK手术不同的是，这种治疗手段用“光学刀”代替机械刀，能够尽可能保护角膜及眼球内组织。王勤美先后学习应用了准分子激光、飞秒激光等现代化的治疗手段，新设备、新方法、新理念他一个都没有落下。

2016年，他担任浙江省眼科医院（之江院区）院长。当外界开始议论飞秒激光与准分子激光的利与弊时，他又与该院副院长、屈光手术中心主任赵向阳一起创新性地将全飞秒激光、全准分子激光、飞秒-准分子激光三种手术个性化地应用到最合适的近视患者中，以“预防为主、取长补短”的理念，不断提高患者的视觉质量。在王勤美、赵向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之江院区对传统的角膜表层手术进行了优化，形成了改良版的表层优化手术，让不少度数高达800度~1200度、由于角膜过薄而不能进行飞秒激光手术的摘镜人群恢复了视力。

致力于眼科学科40多年的王勤美，依然有一个“小目标”：“我希望未来，我们的技术能够在不去除任何组织、不影响角膜厚度的情况下改变屈光度。我始终在反复思考，每一种技术都有其合理应用范围，超出范围的应用需要格外谨慎。”

把光明“送”出去

做了眼科医生后，王勤美才知道，人们对光明的向往是如此强烈。

这样一件小事，令他印象深刻。多年前一次常规的白内障手术后，王勤美与手术台上的患者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对话，当得知患者是从其他省份慕名来到浙江的眼科医院时，他觉得有几分好奇，从技术层面看，白内障手术并不难，为什么一名看不清的患者还要舍近求远？

“看不见之后，我和我的家人都很着急。我们去找了很多医院和医生，只有你们最有耐心，也最有爱心。”这名患者这样回答道。

短短几分钟的对话，对王勤美触动很大，“一个人看不见了之后，那种无助和恐慌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我们是医生，除了用医疗技术让他们重见光明之外，也应该尽可能抚平他们心灵上的创伤。”

2008年，王勤美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在一次全会小组讨论会上，他做了这样一番真情实感的发言：我国是世界上盲和视力损伤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白内障是我国占第一位的致盲眼病，身为眼科医生，我们应该走出医院，走向基层山区，为那些接触不到优质医疗的人群进行免费的白内障手术……

2009年12月，经过民盟中央的搭桥牵线，“明眸工程”的第一站走进了贵州省毕节地区。王勤美带着温医大眼视光的眼科医生们不远千里，让那里的第一批30多名患者重见光明。一年之后，6名贵州盲童被送到温州救治，其中4名儿童重见光明。很快，眼科医生们的爱心之举成为美谈，“明眸工程”也走向了祖国的千山万水，足迹遍布17个省份。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重获光明，最近王勤美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们要打造‘明眸工程’2.0版本，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更多的人……”

采访的最后，他称自己也是一个向往光明的人，永远在路上，不断追逐光明的未来。

（《浙江日报》记者 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