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而不苛”

——董必武团结争取民主人士二三事

叶介甫

“辟地开天功莫与，耕云播雨业无称”。这是董必武的自谦之词。董必武，1911年投身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同年参加同盟会。五四运动时，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其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兴学办报，培植年轻革命力量，宣传马列主义思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董必武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领导工作近10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寿董必武六十》赠诗的《跋》中称赞董必武：“论事论人，平而不苛，深入而能客观”。黄炎培的评价，形象、恰当地概括了董必武争取、团结民主人士的特点。

“平而不苛，深入而能客观。”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共关系尖锐对立的状况得到一定的缓和，但是，国民党对中共的政治压迫一点也没有放松。在其统治区域，国民党厉行特务统治，军统、中统特务肆行无忌，活动十分猖獗。国民党将镇压的黑手伸向民主人士。绑架、失踪事件在各地尤其在重庆屡有发生。国民党企图以疯狂的高压来限制中共的活动，隔绝中共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压制抗日民主运动，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统治。

董必武用诗愤怒地揭露、谴责了国民党的暴虐统治：

果然六月惨飞霜，只为沉冤未可忘。

重压青年集中训，屡兴党狱法西方。

小人放肆居高位，特务横行踞上床。

屏息面墙防偶语，敢云无怠或无荒。

皖南事变前后，董必武密切配合周恩来，在十分艰险的环境中，一面不屈不挠地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面坚持党的各项工作团结和领导各界人士、广大群众继续开展抗日民主运动。

1941年3月，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罗隆基、章伯钧、左舜生等经过连续协商和筹备，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厉行独裁统治的蒋介石极力压制新的政党组织出现。蒋介石在获知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声言：“不能允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上的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国民党当局三管齐下，一面下令国民党各报刊不准登载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和评论，向全国人民封锁消息，一面派人到香港，诬蔑梁漱溟招摇撞骗，谩骂民主人士是“第五纵队”，并策动港英当局查封 《光明报》还胁迫重庆民盟领导人，企图一举摧垮之。

与国民党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的成立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的支持，首先体现在促成其诞生。在其成立之前，董必武等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接触、交谈中，积极推动他们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并推动一些人士的思想转变。例如，筹划组建民盟的代表人物黄炎培，原来对国民党蒋介石有许多幻想，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有许多误解，蒋介石也有意拉拢他。董必武不断用事实引导他，使之日渐觉悟。1943年12月，黄炎培在《寿董必武六十》 赠诗的《跋》中写道：

“余与兄自民纪廿七年七月十八日汉口中路八十三号寓庐握晤订交，六年以来，一月数晤，乃至一旬数晤，晤必纵谈时局，深佩兄于论事论人，平而不苛，深入而能客观。吾人理想，大致相同，欲从国家民族达于全人类，平其不平，乐其乐而利其利，意兄亦谓然也。中华元气，凋敞已极，逐寇难，寇去而有以善其后，则尤难，兄将何以教我。”

从黄炎培的上述话中，可以看出董必武对其影响和引导，以及由此产生的黄炎培对董必武的信任和敬佩。董必武长期战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且除皖南事变后的个别次外，一直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接触更多一些。通过他，使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耳濡目染，逐渐转变了思想，趋向了民主、进步。

“平而不苛，深入而能客观。”黄炎培的这个评价，惟妙惟肖，形象、恰当地概括了董必武争取、团结民主人士的基本特点：第一，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真情相告，不讲假话；第二，尊重对方，谦让平和，肯定对方的长处，认真考虑对方的意见；第三，不苛求对方，照顾同盟者的利益，遇事为对方着想，当对方尚不觉悟时，耐心等待，耐心引导，不强人所难；第四，坚持原则，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积极引导对方前进，使之思想逐渐“深化”。董必武的这种交友作风，增强了对民主人士的感化效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友情，也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转变。

转变了处于惶惑状态的爱国者

民盟筹备过程中，董必武和周恩来一起，对民盟的成立给予热情的帮助，还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使其组织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梁漱溟离渝赴港前，曾到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董必武热情地接见了他，帮助他筹划此行。梁漱溟到香港后，在报刊登记证、经费等方面遇到困难，南方局即指示驻港办事处大力予以协助和资助，帮助他克服了困难。民盟公开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不仅作了专题报道，而且发表《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对民盟的成立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赞它“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的热情支持，使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十分感动，在民盟初创的困难时期，他们充分体会到中共积极扶助的诚意，他们对周恩来、董必武的拜访与邀晤增多，并屡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善意应付共产党”，不断趋向与中共的合作。

1941年5月，中华民族大众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简称“小民革”）在重庆成立，这是在周恩来与董必武的指导、推动下成立的秘密政治团体。它不以组织群众运动为职责，而主要以团结各民主党派积极努力，共同斗争，推动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实行抗战、实行民主为宗旨。其核心成员中有许多是国民党上层左派。周恩来、董必武等的身体力行，证明了中共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襟怀和至诚，吸引并转变了处于惶惑状态的爱国者。

“小民革”是周恩来、董必武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所取得的又一显著成果。其核心成员经常碰头开会，在领会中共的策略方针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党派组织和工作岗位，以自己的影响力，结合实际配合中共的斗争。它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可以争取的分子，分化顽固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3年，重庆又成立了一个以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为主组成的民主政党团体——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它是针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治上日益倒退的状况，经周恩来、董必武的大量工作而建立的。筹建该会的10个成员之一的甘祠森回忆说：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效卓著地贯彻执行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把一切爱国进步力量都调动起来，汇入人民革命的洪流，为争取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做了大量工作。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就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组建的。从民联这样一个小小的角度，也可看出中共南方局是怎样疏导百川，汇聚洪流的。

从民主同志座谈会成立开始，董必武就给予非常的关注和支持。甘祠森回忆说： ……南方局的领导同志，都知道有这个座谈会，十分关怀。有一次董必武同志去到谭平山家，谭要孙荪荃来找我也去谈谈。我向董老汇报了座谈会情况。董老听起来很感兴趣。最后董老微笑着对我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抗战的胜利，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嘛。”

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祝世康回忆了他参加的起由和经历：董老不仅给我分析抗战形势，还反复给我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我认识到广泛联系爱国人士的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杨杰、邓初民、谭平山、郭春涛、陈铭枢、章伯钧、陶行知等来我家聚餐座谈。不久，杨杰建议组织“三民主义联谊会”，以加强国民党内爱国人士的团结，推举我起草章程。后来谭平山主张把“联谊会”改为“联合会”，这就是“民联”的开始。

从1944年起，“民联”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由于其构成人员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地位，在当时国统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在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促进和平解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周恩来和董必武还采取了缅怀逝者以激励世人的斗争方式，追悼张冲便是一例。

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1935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1年任国民党中组部副部长。按照蒋介石的用人原则：地缘、学缘、亲缘，他符合地缘一项，为蒋介石亲信圈中人，长期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与中共代表谈判。周恩来、董必武等有时在谈判中与张冲争论得十分激烈，各执己见，难达共识，有时还不欢而散。1941年8月11日，张冲在重庆病逝。

张冲在土地革命时期是狂热的反共分子，“伍豪启事”就是他策划炮制的。但他从1935年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维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其态度是坚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他的逝世深表哀悼，在追悼会上，董必武挽悼张冲：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同时，《新华日报》出版“悼念张淮南先生逝世”专页，刊登了他的遗像和生平介绍，发表各方面的文章和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和发扬他的爱国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共同为神圣的抗日战争出力。

南方局对张冲各种形式的悼念，既表明了共产党人对他的真诚哀悼，对他奔走两党合作业绩的赞颂；又说明了中共对加强国共合作抗日的殷切希望，在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形势下，以此来推动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改变态度，维护和促进两党的合作。周恩来、董必武等表现出的这种诚挚感情和宽阔气度，使国民党中一些人士备受感动。

针对国民党内消极抗战情绪弥漫的情况，在张自忠（字荩忱）将军襄樊战役壮烈殉国 3 周年之际，《新华日报》于1943年5月16日出版《张故上将自忠殉国3周年纪念特刊》，周恩来写了题为《追念张荩忱上将》的代论。董必武也特赋诗纪念：

汉水东流逝不还，将军忠勇震瀛寰。

裹尸马革南瓜店，三载平芜血尚斑。

董必武还参加了钱亦石逝世四周年纪念活动和悼念《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小麦育种专家沈骊英的活动，并先后发表诗文悼念他们。

通过这些追悼活动，向社会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不管什么人，也不计较过去的作为，只要他抗日、救国救民、维护国共合作，为国家和民族作出有益的事情，我们就欢迎、就肯定、就赞扬。从而使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对统一战线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