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抗战老兵谈抗战时的浙军

钱炳坤口述 龚玉和整理

进入黄埔

钱炳坤是一位抗战老兵，1917年12月出生于杭州。

钱炳坤说，我的父亲钱骏是浙江嵊州竹溪乡人，保定军校三期骑科、陆军大学第六期毕业，参加了辛亥革命，也是辛亥革命百名敢死队成员之一。在攻打满清抚台衙署中父亲负伤，被炸掉一只食指。北伐时，父亲领军攻打杭州，父亲是北伐军的一名团长，身先士卒，冲在前面。那天大雾弥漫，不幸攻入敌阵时被俘。对方要求北伐军停止进攻，否则枪杀钱骏。杭州光复那天正是父亲遇难之时。光复后，政府追晋父亲陆军少将军衔。

父亲牺牲时，我不到十岁，母亲钱赵珍氏带着我们兄妹五人作为辛亥革命烈士遗属，从小到大受到政府关照，生活费、教育费全由政府掏钱。上的小学是全市最好的太庙巷的市立第一小学，初中阶段也是很好的省立第一初级中学（今杭四中）；高中则是省立高级中学。毕业那年，我鼓动同学参加游行抗日，拒买日货、反对内战，被校长项定荣与训导主任傅云鉴定为“思想不正，自动退学”。

1936年我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不久转到国立同济大学化学系。我在同济大学读书只有一年，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西迁，我也随校撤退到了武汉。江浙沪等相继沦陷，武汉集中了许多党政军界要人，父亲的故旧也到了武汉。

父亲担任过保定军校同学会会长，熟人多。这些人对于父亲一生的所作所为相当了解。有人对我说，你是辛亥先烈后人，受到政府的特别栽培，今国难当头，理应保家卫国。父亲的好友周喦也是嵊县人，他与父亲是“换帖”（结拜兄弟）的，周喦对我说，嵊州人出来当兵不多，军队要是多些家乡子弟就好了。我是杭高毕业生，在大学受过教育，身强力壮，得到军方的推荐，顺理成章地成为黄埔十六期炮科学员。

参与宜昌保卫战

进校不久，武汉、长沙相继失守，学校撤退到了贵州。1940年毕业时，学校已迁移到都匀县。离校后，我被派到国军二十六集团军七十五军六师报到，七十五军官兵以浙人居多，有“浙军”之称。这支军队由上海淞沪战役开始，参加保卫南京、台儿庄大战、保卫武汉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不过，我参加七十五军时，部队正担负着防守宜昌，进而保卫抗战大本营重庆的任务。

1940年5月，七十五军参加了枣宜大会战。我军在枣阳、宜昌一线设防，与日军华东派遣军十一军有过几次正面的战斗，打得相当惨烈。日本人很难对付，我军与日军打仗极其困难，要除掉一个日本兵，我军几乎要赔上四个战士的性命，中日交战完全是拿血肉在拼搏！原因是中国军队缺少重型武器与空中支援，面对着凶恶的敌人，每一场争夺都是天昏地暗的血拼。我所在的炮兵部队，相对于陆军来说，伤亡要少些。

宜昌，西边是三峡，为陪都重庆门户，如果宜昌失守，直接威胁大本营重庆。一旦重庆沦陷，对于抗战全局所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上级下的命令是“死守”“人在阵地在”，不能后退一步，双方经常打拉踞战，阵地前国军将士的遗体堆成一大片，惨不忍睹。粗粗算一下，短短两年里，仅六师就有10000多名战士捐躯沙场。

1943年，我被保送到陆军大学十期参谋班受训，毕业后，以少校军衔回到军部。到了1944年，宜昌战事再次吃紧，七十五军作为国军的精锐部队调到宜昌前线。我也随军到了宜昌，此时部队里来了许多新式美国大炮，军队炮科出身的军官不多，我又回到炮兵部队担任少校连长。我所在的部队驻防在河南荫山，附近是十八集团军李先念部，我们成为隔河相望的友军，两军相互来往，配合得相当默契。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对于我们驻守一线的将士来说，多少有点意外。因为我军正在严阵以待，随时防范着日军的正面进攻。听到此消息后官兵悲喜交集，没有鞭炮，战士就往空中放枪！随后军队接到命令，到宜昌接受日军13师团的投降。9月，日军签署投降书，全城军民在广场举行了欢天喜地的庆祝大会。

军械库移交解放军

胜利后，我离开了部队（1945年底），在国军勤务总部浙江供应局工作，担任军械仓库股长，地址在体育场路宝善桥，部队装备多由我调派。

1948年，我在杭州结婚，不久，有了一个儿子。解放军将要打来时，省府准备迁往宁波。当时仓促撤退时，带走的人很少，大部分人被遣散，周喦特地派人找我，要我与省府一起撤往宁波、舟山。可是，我不想走，不想打仗了，我早就厌倦了战争，早年读过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强调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对共产党有了解，平时对国民党的专制也看不惯，暗地里发牢骚。我在想，当兵是为了打日本，胜利后就回杭州，没有参加内战。抗战时，我所在的国军25集团军，与共产党的18集团军是友军，肩并肩共同抗击过日寇。今天，我有了家，有了孩子，厌倦战争，只想在西湖边过一种平民生活。

由此，我躲藏了起来，跑到十五奎巷的一个朋友家中，暂住在他家。快解放时，上面命令撤走前，把军械库中的装备全部炸毁。虽然仓库里的大多数武器被汤恩伯拿到上海去了，不过，仍存放着日军留下的200多发硫磺弹。当时这些燃烧弹一旦引爆，等于整个下城区就不复存在了。这个命令到了我手上，我将它押了下来。解放军进城时，我将宝善桥仓库的全部硫磺弹与装备如数移交解放军。当年杭州报纸上还对此专门做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