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派之家

——在党的统战政策关怀下成长

李宗海

我们一家五口是一个由4个党派成员组成的多党派之家，我们一家祖孙三代都在统一战线关怀下成长。

我和老伴是民主党派成员，我是民盟盟员，老伴是民进会员。三个子女，一个是共产党员，两个是民主党派成员。大儿子是民进会员，曾任嘉善县政协常委；二女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是嘉善县党代表及嘉兴市党代表，曾获县优秀公务员、县劳模、省先进工作者荣誉；三女儿是农工党党员。我们第三代的孙辈，两个出国留学，一个在国外工作。孙子复旦大学毕业后，考取悉尼大学攻读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在上海工作；外孙诺丁汉大学毕业后也去悉尼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在杭州工作；外孙女诺丁汉大学毕业后被迪拜的阿联酋航空公司录用为副乘务长。

我出身在一个几代经营典当业务的商贾之家，致富后买田买地，祖父、祖母都是地主，我是地主家庭出身。我的母亲是国民党，社会关系复杂，亲属里有海外关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这样一个家庭出身的我，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解放初，我在上海美国教会学校沪江大学附中读书，外国人办的学校里没有党团组织，后来被新办的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也就是浙江师范大学的第一届学生。我们这一届学生中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比较多。有一天，班级团支书通知我去市人民大会堂听周恩来总理报告，后来好几个同学幽默地问我：“怎么被你醋（音）进去的？”事后我才知道，通知听报告的师生，都是党员、团员以及争取入团、入党的积极分子。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宁波镇海中学教书。领导分配我担任省教学改革试点班班主任职务。“文革”来临，我家首当其冲，顷刻之间成了冲击、斗批对象，改革开放后，终于还了我们一个清白。

“文革”期间，我在校办厂劳动多年。改革开放后，由于统战部门的关心关怀，母亲和我得到彻底平反，也帮我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我从“不务正业”回到久别的教学工作岗位。后来担任县委统战部部长、当年的宣传部部长王晓知道我的情况后说：“上个世纪50年代培养出来的教师怎么还在校办厂里劳动，叫他出来教书！”于是，县教育局把我找去，分配我去重操教学工作旧业。

重新担任教学工作以后，我不但与学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跟过去的学生也恢复了联系，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几年前，10位镇海中学60年代的毕业生，赶来嘉善看望我这个当年的班主任。我和老伴在西塘设宴招待，陪伴同学们游览千年古镇。前年，我80周岁，镇海中学30多名毕业生为我举办了祝寿宴会，还安排我到镇海中学给当年的学生上了一堂课。原宁波市北仑区区长舒宗达、镇海中学校友总会秘书长魏志刚老师也参加了我们的活动。电视台、报社前来采访，作了一篇题为《镇海中学三十多名61届毕业生54年后再回课堂，用别样方式庆祝老师生日——请80岁的班主任再上堂课》的报道，还配了一张我在上课的照片。

统战部还帮助我家落实了房产政策。私房改造时，以所谓“抗拒私房改造”之罪名，嘉兴法院判决我祖父：“管制三年，没收全部出租房屋”。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出申诉，经法院复审，宣布我祖父没有“抗拒私房改造”行为，祖父无罪。出租房屋继续纳入私房改造，房管部门补发了定息。没有出租的房屋，先后两次落实政策，得到补偿。其中税务机关借用的八间办公用房，尚未落实。我把这一情况向民盟嘉善县基层委员会主委张在扬反映，张在扬将情况向统战部汇报，统战部了解后认为情况属实，这部分房产也得到落实。

在县政协文史委、民盟嘉善县基层委员会关怀下，十几年来我撰写100多篇文史文稿及三亲史料，分别刊登在《情系中华》《浙江月刊》《嘉兴日报》《嘉兴政协》《嘉兴文史》《嘉兴抗战记忆》《嘉善文史》《嘉善史志》等书刊上。两次被县政协文史委评为优秀文史工作者。2018年有3份文稿获嘉兴市及嘉善县征文二等奖及优秀奖。

我们一家都在统一战线关怀下成长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