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是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约一个月，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等青年经济工作者组织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会议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莫干山会议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之前，1979年底，国家领导人接见年轻的经济科学研究“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并听取汇报，便有了第一次“老青对话”。这几位年轻人作为高层智囊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的危机提出了预警，参与了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不久后，国家领导人再次听取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关于研讨改革开放的一些意见，将其中科学合理的成分吸收进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思路中，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阶段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便是意义更大的第二次“老青对话”。对话直面社会改革基本问题、掀起头脑风暴、汇聚思想能量，带有时代标志，并为很多优秀青年经济学者，甚至其他行业的有志者带来崭新的历史发展机会，可谓意义深远。

青年经济问题讨论沙龙应改革开放而生

1978年，是一个风云激荡、令人激动的年份，那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可是“百废待兴”另一面的现实是：被“文革”洗劫的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面临崩盘。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在此时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怀抱满腔爱国热忱，密切关注现实问题，运用所学科学知识集思广益，进行研究测算，并积极认真地给国家领导人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的危机提出预警，为国家领导层制定改革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回忆起过去的岁月，黄江南感叹道：“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出格的思想’都敢讲。”1978年，笔试分数并不高的他凭借几篇讨论企业改革的论文以及不错的口试成绩，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当时社科院研究生的水平有口皆碑，在全国高校院所中遥遥领先。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19人，大多在入学前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这批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子会聚一堂，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黄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多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

这些讨论原本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直到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翁永曦原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回到北京，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黄江南希望他把他的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也没有固定的参加者。那一天，他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大家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第二次聚会也是在一个星期天。他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借口借用了一个临时板房教室。这一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虽然有不少生面孔，但“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会议又很成功。

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有人自告奋勇借来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最后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这次人数达到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声名远扬。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便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这其中社科院的学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了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正是体改所的缘起。

1979年，全国又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多少个“大钢厂”，又是一片“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黄江南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在一次聚会讨论中，他表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虽然是学历史的，但他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与黄江南十分合拍。于是，黄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这四个人成了一个小小联合体。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讨论后，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闭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至8%，四个人在报告中的预测却是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

王岐山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这份报告直达最高层，中央领导人看了后把黄江南一行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

年轻有为的黄江南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他将他们这一帮年轻经济学者近年来研究讨论达成共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大胆的阐述，并直言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翁永曦负责做最后总结，他用了8个短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

陈云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这个对话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国家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

那次给中央领导人“上课”后，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继续在一起搞研究、写报告，涉及生态、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儿讨论，讨论完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写文章，在报刊上联名发表。因为他们总是一起署名，一开始大家叫他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改叫“四君子”，这个称呼就流传开来了。

民办官助、以文选人，筹备得有声有色

1984年会议的酝酿，即“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名称及会议地点“莫干山”，最早由朱嘉明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刘佑成、黄江南、《经济学周报》张钢等讨论提出。随后，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等在浙江杭州进行了“最初商议”。1984年夏，朱嘉明、黄江南、张钢等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做学术交流时，向所里提到有意召开中青年经济学者会议的设想，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青年学者们听后都很高兴并表示支持。随后，正是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构思，并起草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有关材料。

莫干山会议的酝酿、筹备工作自1983年冬至1984年8月31日，历时9个多月。这次特别的会议，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和支持。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会必须得有主办单位，光有个人身份不行。关键时刻，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安岗和副总编丁望发挥了关键作用。除《经济日报》外，《经济学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媒体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参与作为联合主办单位。这就形成了后来说的“中央级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的会议模式。此外，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还专门拨出1万元人民币支持会议，这称得上是“民办官助”的一个典型例子。

1984年6月12日，在安岗、丁望的主持下，《经济日报》发布了《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的消息，消息称：“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引人瞩目的是，这则消息明确表示：甄选标准以文选人，且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真可谓“英雄不问出处”。这份唯才是举的“征文令”大有不拘一格、网罗天下英才的气势，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间传为美谈。

中国的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获知这篇特殊的“征文令”后，纷纷开动活跃的大脑，为改革开放路上的经济腾飞，洋洋洒洒提笔，大胆陈述己见、建言献策……

从6月12日到8月15日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纷涌而至，平均每天20余篇。作者中既有专业的理论研究者，也有来自各条战线基层、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青年，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体现了愿为改革贡献才智的强烈使命感。

为了保证会议按流程顺利进行，会议成立了筹备工作组。筹备组日常工作由在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承担，其中论文评审是重头戏。论文评审组组长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王小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周其仁，副组长为朱嘉明、北京经济学院卢迈、宋廷明、高粱。其中，王小鲁负责基本理论方面，周其仁负责农业经济方面，朱嘉明负责工业经济方面，卢迈负责财金商经方面，宋廷明和高粱负责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经过两个月认真的“以文选人”的工作，截至8月中旬，参会代表名单尘埃落定。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两部分正式代表共计124人。

思想碰撞激烈，踊跃建言献策

万事俱备，只待东风。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这是当时全国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是我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一次开创性事件。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莫干山会议”，青年才俊们在会上激情建言、为国献策的爱国抱负和思想碰撞，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参加会议的除前述124位代表外，还有中央有关部委的代表8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省有关方面负责人等，共计180余人。参会的124位中青年学者分别编入7个专题研讨小组：1.价格改革；2.企业体制；3.对外开放；4.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5.金融体制；6.农村经济；7.基础理论。全体会议的会场设在莫干山荫山街的大教堂，各小组会场分散在各个别墅住地。

9月3日上午，“莫干山会议”在荫山街大教堂举行开幕式。《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主持会议并致词，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薛驹到会讲话。薛驹说：“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历史意义，标志着中青年学者在政治上、理论上已经成熟。”他接着简要介绍了浙江省两改（体制改革、技术改造）、两开（对内对外开放）的情况，以及改革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薛驹讲话后，中组部青干局闫淮做了即兴发言，会场气氛热烈。下午，国家体改委徐景安发言，抛出了一个供大会研讨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以国有企业自负盈亏为中心，以计划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为两翼（随着会议研讨的深入，后来会议重点转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各方面配套改革）。

9月4日至6日，各小组在住地进行专题研讨。价格组最热烈，几种不同观点辩论，发展到对外“挂牌”研讨。其间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作了精彩发言，阐述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认为价格改革应该以放为主，引起会议普遍关注。会议期间，中青年才子们意气风发，常常挑灯夜辩，讨论热火朝天。

9月8日上午，国务委员张劲夫在杭州汪庄二号楼接见部分莫干山会议人员。张劲夫说：“国务院领导人最近提出两代人对话，理论与实际对话，中央同地方对话。我们随便谈谈，交换看法。现在中央正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你们有好的意见可以吸收进去。”接着，田源、华生、周其仁等人先后讲价格、粮食、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进行自由发言。

张劲夫在田源等讲价格调整时插话说，请浙江同志研究一个问题，搞一个材料。为什么浙江的企业用协作煤，价格高，产品的效益还高呢？财政收入还改善了呢？价格放开后，肯定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因为我们的基础工业落后，生产资料不足。但价格上涨可以迫使企业节约材料，找代用品，浙江就是现实的例证。

自由发言结束后，张劲夫表达了几点感想：1.听了汇报后，感到基本的精神是放，不要都挑在中央的肩上。问题和责任分散，大系统分解，但同时不要增加财政负担，要算算账。2.要研究改革同建设的关系。3.城市体制改革，大事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4.想同研究世界经济的人接触一下。

9月10日，会议最后一天上午在荫山街大礼堂召开全体会议，由小组讨论中推举出的三位代表发言。第一位讲城市多功能问题，第二位讲国营企业自负盈亏问题。第三位是周其仁讲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反响较大。

9月10日这天是中秋节，当晩会议安排了节庆聚餐，大家都表现得十分欢畅高兴。饭后，一些参会中青年学者相聚在住地放声高歌，欢声笑语和歌声响彻山谷。莫干山会议在一片欢庆气氛中结束。

影响颇大，意义深远

这次历时8天的莫干山会议开得很成功，给年轻人造了一番声势、挖掘了一批人才，更为中央领导层的决策提供了一些重要依据。其成果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二是莫干山会议研讨改革开放的一些意见，通过几个渠道传达到了最高层，吸收进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阶段起到很大作用。三是给优秀中青年学者提供了集中展示报国情怀和才华的机会，为国家选拔年轻干部提供了储备人才。莫干山会议是对中青年学者的一次集中检阅，从中涌现出的才俊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党政领导的关注。不能说所有参加过莫干山会议后来成为重要党政领导干部的人都是以莫干山会议为起点，但可以说这次会议为一些优秀中青年学者此后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埋下了伏笔。四是把经济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确立了青年是政策研究的主力军。过去，其实没有政策研究，所谓政策研究室是大秘书班子，没有独立性的专题深入研究，只是负责给领导写一些相关文件和发言稿。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到，青年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很有针对性，很有研究价值，真正切实有效地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参考。从此，政府开始注重起政策研究这项工作来。

青年经济学者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关键时期的一次“民办官助”的重要学术会议。莫干山会议形式很活泼，与会者都抱着为国献策的一腔热血。会场上，有青年挑战者、有观点冲突者，而莫干山会议的内涵建立在尊重、理解、包容和理性的基础上，面对各种观点，大家出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为祖国的发展强盛献计出力，不计报酬、理性探讨、心态开放。莫干山会议正是行走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探索之一，它无疑证明了“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的道理。光荣属于过去，梦想还待努力，莫干山会议不唯书、不唯上、求真务实的改革精神，当年那种“敢于担当、勇于创新、自由争鸣”的莫干山精神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仍有着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正在得到传承和发扬。

“莫干山会议”的意义，具有令人瞩目的开创性。第一，原来对于改革开放的研究讨论局限在北京，全国各地比较少，通过“莫干山会议”，带动、活跃了全国各地对改革开放的研究氛围。通过会议，各地的研究者互相取得了联系，彼此沟通，不再各自为政。按照当时的话说，是让大伙找到组织。第二，这次会议发掘出了一批既有思想又有能力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第三，会后7个专业组将会议成果编写成7篇政策报告，送到中央。不久，中央领导就邀请了一些与会者见面，共商国事。这就是促成了第二次“老青对话”。通过“老青对话”，让“青年经济学家”这个团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打开了青年人进入改革决策核心的大门，使中央坚定了这批年轻人是改革可以依靠的有生力量，是为国家着想，是支持改革的，不是反革命，而且是改革可以依靠的有生力量的认识。此后，很多青年学者进入了政府体制改革部门，如与会者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年仅24岁的参会者张维迎，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也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显然，这一次要比第一次“老青对话”影响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