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倡议

对外开放办特区，得到邓小平肯定

1979年1月24日上午10时05分，邓小平的专列缓缓驶入广州站。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他对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说，“不用去宾馆，先去深圳，办特区是我倡议的，是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去看一看”。

是啊，此行只为经济特区！邓小平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习仲勋是主要倡议者、开拓者。1978年春，结束含冤16年的关押流放生活，恢复党组织生活不久的习仲勋被中央派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年底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又当选为省长。习仲勋到广东主政，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大无畏气概和高度责任感，团结广东省委班子，稳住大局，解放思想，大刀阔斧，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南粤大地，形成了有名的“粤东之行”“粤西粤北之行”“海南之行”。他敏锐地发现，广东工业增长低速，农业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习仲勋就鼓励广东一些地方承接港澳“来料加工”做法，开始摸索“贸易加工区”的具体办法，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部署在深圳、珠海两地成立“贸易合作区”。

1979年4月下旬，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邓小平听取了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建议，应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并说，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在靠近香港处搞拆船业取得钢材等。还希望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以及开展“三来一补”，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大力发展外贸，发展旅游事业，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外汇。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个设想表示赞同，邓小平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还对习仲勋说：“我们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1979年6月6日，广东省委正式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了广东、福建省委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项重要的决策，对加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式批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走一步，试办四个出口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广东占了3个。

根据特区创办起步的实践，考虑到特区不但要办工业，也要办商业、旅游、房地产等行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要在全国经济生产中发挥多种功能，因而“出口特区”这个名称，就难以概括其全部功能和作用。在相关会上经讨论，大家一致赞同取名为涵盖面更宽的“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15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决定在广东、福建设立特区，在深圳市境内划出327.5平方公里的地域，设置经济特区。“摸着石头过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做探索。特区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总体发展规划，由党中央、国务院掌管，委托广东、福建两省加强具体领导。在特区内，属于中央统管的外事、公安、边防、税收、海关、银行、外汇、邮电、铁路、港口、民航等方面的业务，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按照特区发展需要，制订具体管理办法。特区政府对于不属于中央统管的业务工作，可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实际灵活处置。之后，又具体细化了特区权限：轻工业建设规模3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和重工业建设规模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凡建设和生产条件能自行平衡的，由特区政府自行审批；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允许一些外资银行在特区设立代表处，有步骤地选择外资银行到特区开业，经营部分外币业务；允许特区从内地招聘人才。

但是，伴随着特区成长的，是意想不到的种种否定之声。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出现了走私贩私泛滥的严重情况。最严重的广东、福建的几个沿海渔港、渔镇，成了走私贩私的大据点，私货蜂拥而进，贩私络绎不绝，以致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渔民不下海，学生不上课，一窝蜂似地走私贩私去了。由于走私贩私的泛滥主要是在广东、福建率先开放办特区的地方发生的，有些人就对开放划问号，特别对举办经济特区大摇其头。由此，非议否定特区的意见纷起。

对外开放已经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党的历史性决议；举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组织实施的一桩大事，本应进入阳春季节的经济特区，却因为街头巷尾的种种怀疑非议而有点风雨萧瑟的感觉。

中央领导是坚定的，没有谁说不实行对外开放，也没有谁公开在会议上讲特区办错了。1982年初，陈云批示：“广东、福建两省在执行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目前第一位的工作是要认真总结经验。”10月30日，陈云又对广东一份有关特区工作的报告作指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国务院分管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与特区所在地广东、福建两省领导同志明确了面对非议的态度：不争辩，不解释，埋头做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销原定决策，仍然照样干，有些事办起来有困难，暂时缓一缓，先办能做的事。

1984年，深圳特区创立进入第四个年头。争议依旧迭起，还不乏上纲上线的火药味。北方一家报纸发表了长文《历史租界的由来》，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租界”……特区承受着巨大压力，特区人需要对它4年来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公正定性。

特区的路，要不要继续走下去？1984年春节，邓小平和几位老同志决定一起到特区走一走、看一看，视察调研，思谋定策！

“都看清楚了”——

1984年春，邓小平先后到深圳、珠海、广州和

厦门视察

邓小平第一站视察深圳。

邓小平先考察了深圳市容，之后来到深圳河畔的小渔村，到渔民村支部书记家做客。村支书介绍1983年村民人均收入达2300元，家家都是万元户，随后，邓小平又走访了渔民人家，去验证实情，只见渔民楼房是新建的，敞亮气派，装修精致，还有电视机等家电，主人说月收入有四五百元。邓小平女儿邓榕大声说：“老爷子，比你工资还高呢！”邓小平点头微笑了。

在上步工业区的一家电子工业公司，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生产的新产品，对科技人员的辛勤工作给予鼓励，他还与电脑下了几步棋，说：“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

一路上，看到特区一片热火朝天、兴旺发达的景象，听到特区建设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情况，邓小平露出欣慰的笑容。黄昏时分，他登上深圳国际商业大厦22层顶楼天台，凝望夕阳映照下的深圳新城区，对深圳市负责人意味深长地说，“都看清楚了”。

1月26日上午，邓小平参观了蛇口工业区，邓小平等首先视察了微波通讯站，而后到合资经营的一家铝材厂和海上旅游中心参观。深圳特区已经脱去了原本荒蛮小渔村的旧貌，以蛇口工业区为代表的出口加工贸易正蓬勃兴起，一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已经全国知晓，特区不一样的建设场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展现在邓小平面前。

邓小平第二站视察珠海。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的视察，一行人分乘海军679号和674号舰由蛇口前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乘车往霍英东等港澳同胞投资开发的中山温泉酒店。

邓小平对老朋友霍英东的勇气和锐意进取精神十分欣赏。霍英东是在1978年12月改革开放了之后，第一时间决定到孙中山家乡投资建造涉外旅游的中山温泉酒店的，并为此奔波筹谋，成为投身改革开放最早的港商，被人称为开荒者。

霍英东投资建中山温泉酒店时，在广东任职的习仲勋、杨尚昆等领导，就此事专门做出批示，要求各方面积极配合，把酒店建好。1980年底，仅一年时间，由霍英东、马万祺、何贤、何鸿燊、陶开裕组成的“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投资4000万港币兴建的我国第一家合资涉外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建成。

邓小平入住中山温泉宾馆后，在住处与霍英东等人散步叙谈，他在反复思考深圳的所见所闻，他要从中找出本质的东西。

27日晨，邓小平登上附近的罗三妹山，霍英东一路陪伴，邓小平登上接近山顶处才歇脚，下山的时候他选择了另一条陡峭的路返回。工作人员说，下山那条路不大好走，还是原路折回吧，这时，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向前走，不走回头路！”

29日，邓小平与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及珠海市领导在珠海宾馆翠城餐厅休息。和在深圳相仿，珠海的巨大变化也让他心情愉快，邓小平伏案挥毫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几个大字。

邓小平第三站视察广州白天鹅宾馆。

1月31日（农历腊月廿九），邓小平、王震、杨尚昆一行31人来到广州沙面白鹅潭畔、霍英东投资二亿港元建设的当时中国最高的32层广州白天鹅宾馆。上午10时40分，邓小平一行步入白天鹅宾馆，邓小平在观景台驻足，对赏心悦目的“故乡水”瀑布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在贵宾留言本上写下了“邓小平”三个字。

邓小平参观了28楼总统套房和25楼高级套间，透过28楼总统套房落地窗俯瞰浩荡珠江景色，俯瞰广州全貌，邓小平高兴地拉住霍英东的手，说：“谢谢你，‘白天鹅’好！比美国的还要好！”之后，他来到“丝绸之路”高级西餐厅进午餐，头盘菜是鹅肝酱，二道是龙虾汤，主盘是六七成熟的牛柳，甜品吃的是SOFT梨，邓小平吃得津津有味，夸奖这里的西菜做得“很好！”最后在吃面包时，邓小平说，看来还要再开放一些城市。

邓小平知道他在深圳没有题词，让深圳的同志非常忐忑不安。2月1日是大年三十。上午，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他一挥而就，为特区的争论一锤定音：“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日期是邓小平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邓小平之所以刻意这么写题词的时间，其实正是要告诉世人，他对深圳特区的支持从未迟疑。

邓小平第四站视察厦门。

1984年2月7日上午，邓小平一行乘火车抵达厦门。邓小平到厦门视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心情无法平静，因为他要向邓小平汇报并建言扩大厦门特区范围，项南和省市领导早已研究过此事，但怎么提，项南没有把握。当天晚上，还是王震帮着拿主意：“依我看，明天你就在游艇上汇报，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我会给你敲边鼓助阵。”

2月8日早饭后，邓小平在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和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福建省长胡平及厦门市委主要领导的陪同下，和王震来到东渡港，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几个万吨级深水泊位码头后，在厦门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

游艇环绕着鼓浪屿缓缓航行一周后，邓小平走上小岛，走过菽庄花园、日光岩，还有八卦楼。邓小平动情地对身边的人说：“没想到在中国南方还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岛屿。”

回到游艇，与项南同坐一边的王震不失时机地对坐于对面的邓小平说：“昨天晚上，我和项南同志谈了一个晚上，他对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我想光我听不行，还得给你详细汇报才好。你看是不是现在就请项南同志汇报？”

邓小平微微一笑，向项南招招手：“那就请坐过来吧。”

项南在邓小平身边落座后，摊开了早已准备好的厦门地图，项南的汇报开门见山：“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邓小平以探询似的眼光看着项南，问：“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使整个厦门岛都成为特区，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见邓小平认真在听，项南信心十足地说了下去：“特区立足于原有基础上，起点更高，成效更大，发展更快。”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以肯定的语气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得到邓小平的肯定，项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接着说：“厦门岛四面是海，是天然的隔离带。厦门全岛建成特区，这对开展对台工作也有利。厦门离金门最近的距离只有1000多米，一开放，再搞一个落地签证，‘三通’不通也通了。所以厦门工作做好了，对将来祖国统一也有利。”开放厦门全岛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说罢，情不自禁地举眸面向对面的台湾、金门，好一会才回头。

项南想要汇报的第二个问题是厦门定位自由港。每逢中央领导人来厦门视察，他必定要汇报“自由港”的问题，但得到的回答都是“研究研究”。项南决定趁邓小平视察厦门之际再提建议，他委婉地对邓小平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实在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特区搞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将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项南进而提出：“单有厦门特区的发展，还解决不了福建由穷变富的问题，最好是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也能对外开放。”

对于自由港和扩大福建更多地区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没有否定，表示回去与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再定。

9日上午，邓小平先到厦门大学，在建南大礼堂接见了200名左右的教职工及学生代表。接着邓小平来到湖里工业区，那里还是个大工地，邓小平边走边看，登上了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大楼楼顶。厦门市市长不失时机地说：“您看，一眼就望穿了，特区太小了！”邓小平点了点头，笑而不答。从顶楼下来回到经济特区管委会，项南和厦门市市长请邓小平为特区题词。老人家满口答应。邓小平健步走到摆好笔墨纸砚的桌前，欣然挥毫命笔：“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已经包含了对福建、厦门地方领导人要求扩大厦门特区面积和扩大福建开放地区的明确态度。而在邓小平回京不久，中央就作出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的决定，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对深圳、珠海和厦门的三幅评价性题词，字字千钧，定论铿锵，寄望殷切，贯穿了邓小平这样一条思路：特区政策是正确的，办特区的做法是好的，而且应当办得更快更好。邓小平对三个特区分别题词，表明经过实践考察后，不仅对特区已经有了明确的判断，还为建设特区做了一个很精辟的总结，这是对深圳、珠海、厦门，对特区、对对外开放的实践更加完整、更加明确的肯定和鼓励。

奏响春天的旋律——

邓小平定策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

2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北京后，找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他对特区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特区是一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邓小平提出不仅要把特区的事情办好，而且要扩大特区的建设。他认为厦门特区的地方划得太小了，要把整个厦门都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除了现有的特区之外，还应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同时还提出要开放海南，把海南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就是很大的胜利。

邓小平这篇内容广泛的重要谈话大部分是关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内容。他预见到对外开放的地区一定会先获得经济收益、百姓会先改善生活，所以，他指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大政策。”

邓小平同志的这篇重要谈话，中央向下传达后，全党、全国精神为之大振。

1984年春邓小平的广东、福建、上海之行，进一步坚定了全党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研究推进对外开放。3月26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辽宁、天津、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市、区）和有关省辖市及经济特区的负责人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4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出席。

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到会听取发言，同大家一起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在谈到开发区的名称问题时，一开始准备叫“经济开发区”，天津市副市长兼市委对外经济贸易党工委书记李岚清提出：开发区不仅是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而且要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建议叫“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支持并被中央采纳。

会上，各省、市、区负责人都很关心究竟会开放哪几个沿海港口城市。2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初步议定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8个城市。会议期间，江苏省省长顾秀莲赶到北京，经她提议并报请国务院领导同意，增列江苏的南通和连云港两个城市。广东、福建领导同志提出，为何没有我们两省的沿海城市？因为这两省已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实际已经开放。但也吸收他们的意见，列入了广州、湛江和福州。这样，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只有秦皇岛未列入，理应补进，就这样，从邓小平最初议的8个沿海城市增加到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

紧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并于5月4日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由北而南排序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1984年，对外开放呈现崭新局面。如果说1979年到1983年五年还属于试点起步，那么1984年，就从南到北在沿海地区大步向前推进了。实践中探索了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这种除特区之外的新的开放模式，初步铺开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样的有重点、多层次、梯度推进的开放布局。1984年，全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856个，超过前5年的总和，外贸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9%，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