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人阖家欢聚的日子，可是近代大文豪鲁迅先生1924年2月7日创作的小说《祝福》中却描写了农家寡妇祥林嫂几经逝夫丢子等生活的磨难，为了所谓的“赎罪”，她千辛万苦攒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改变不了人们对她的歧视，被迫离开鲁四老爷家。最后，在鲁镇人的除夕祝福之际，她沿街乞讨，在鞭炮声中冻死在雪地里。鲁迅为什么会写出如此凄惨的《祝福》，这与他所度过的几个别样的春节不无关系。

儿时的春节经历冰火两重天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周家老台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祖父叫周福清，在京城翰林院做官，其父周伯宜是秀才。鲁迅1886年进入私塾读书，跟叔祖周玉田先生初诵《鉴略》。到五六岁时，大人都称鲁迅为“胡羊尾巴”，以示他小而灵活。1892年过了春节后，12岁的他就到“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处读书。在学习中，他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在他12岁以前的春节，都是以少爷的身份在家中欢快度过的。

江南水乡绍兴的“祝福”仪式，是当地城乡春节风俗中最具特色的祭祀方式，相传起源于元代，绵延久长。作为绍兴的大户人家，鲁迅家的“祝福”自然格外有排场。他家的“德寿堂”早已被佣人打扫得干干净净，前方摆着洗得清清爽爽供“祝福”用的“八仙桌”。鲁迅的母亲鲁瑞亲自下厨煮全鸡、猪头等“福礼”，煮好后用作供品。“福礼”是非常丰富的：摆在“八仙桌”最前面一排，右边的是一盘用年糕做的两只元宝，底下有四块长方形的方糕放作井字形垫底，四周有四个年糕做的“玉如意”，最上面放一个红纸剪成的“寿”字；左边一盘里放着一串粽子，中间有一个尖头向上、套一个红纸糊成的套子。“八仙桌”第二排摆着三个筒盘，分别放着全鸡、猪头、鱼。全鸡和猪头摆盘时都要头朝前摆放；鱼是生的草鱼，整条摆在盘子里。这3样福礼上面都要放一个红纸剪成的“福”字，旁边摆着三杯绍兴黄酒和三副筷子。再后面还要用瓷盘放上桂圆、香菇、木耳、莲子等供品。祭祀的器具，有锡制的大小两对蜡烛台和一只香炉。“祝福”开始时先点好红色的蜡烛，再每人点上3根香按长幼次序祭拜。拜“祝福”前要洗干净脸和手，然后毕恭毕敬地行三跪九叩大礼，跪拜后再烧金银纸、放爆竹。

“祝福”仪式结束后，便开始请祖宗，把祭祀桌子掉头，再添上酒盅和筷子，香和蜡烛也要换新的。如此重新安排以后，再依次跪拜祖宗。祭拜活动结束后，一家人便团团围桌坐下喝“散福酒”。“散福酒”是刚刚请过“祝福”、请过祖宗的酒，以示接福，不管是大人孩子都要抿上一口。这时候桌子上祭祀的供品已收拾干净，端上已经烧好的用煮“福礼”的汤汁烧的年糕，每人一碗，以示“年年高”。此外还有鱼肉、豆腐、蔬菜等摆满了桌子，一家人吃得欢欢乐乐。大年初一早上，鲁迅三兄弟还要向祖父母和父母请安，祖父母和父母会给他们压岁钱。由于当时周家的情况不错，那几年的春节，鲁迅一家人都过得非常红火和快乐。

然而到了1893年2月16日，农历大年三十，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79岁的高龄溘然长逝。周福清接到电报后，轻车简从，从京城急急赶回绍兴。按照清朝的习俗，父母去世，儿子必须立即回家料理丧事，并在家服丧3年，称为“丁忧”。因此，周福清打算在家守孝，等“丁忧”期满后再进京上任。

第二年秋天，浙江举行乡试，周家有5户亲友的孩子应试。他们打探到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便凑了银钱1万两，恳求周福清去贿赂考官，以求中举。没想到贿赂不成，周福清为不祸害累及家人，只得去会稽县（即绍兴县）投案自首，并被投入浙江府衙大牢。审讯中，周福清坚持供称是他一人作案，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科场贿赂虽是大案，但因清末纲纪废驰，官场也敷衍其事，不愿深究处理。1895年1月18日，浙江巡抚崧骏将历次审讯情况再次报告光绪，尽量为周福清减轻罪责，说周“一时糊涂，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等，并根据大清律定，提出“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的处理意见。但是，光绪皇帝坚持对周福清施以重刑，当天就下了一道谕旨：“周福清着改斩监侯，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

周福清从朝廷命官一下沦为朝廷钦犯后，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也被牵连，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久得了肺结核、水肿病，在鲁迅16岁那年去世。祸不单行，在此前后，鲁迅的四弟和唯一的端妹也相继病亡。直到1900年，恰逢刑部大赦，次年4月9日，周家把在省城监狱中度过近7个春秋、年已65岁的周福清接回家中。出狱后，周福清每逢祭拜祖宗，仍穿上礼服、顶戴。他说：“我虽然被革职了，但是，我还有诰命”。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清末，周福清为光耀门楣，饱尝仕途之艰，代价是何等的惨重与可悲。鲁迅祖父的下狱，父亲受牵连病故，为周福清打通狱中关节保命和周伯宜治病，周家人卖田卖屋，花费了大量钱财，最终使周家彻底破落了。

因此，也就是从鲁迅13岁那年开始，每个春节一家人都非常难熬。吃的、穿的都很差，连以前很隆重的“祝福”仪式也只能勉强应付了之。

成年后的春节大多在外奔波

由于家境破落，鲁迅在成年之初，饱尝了太多生活的辛酸，挨过一些人的白眼。作为周家长孙的他，必须与母亲鲁瑞一道撑起周家，让一家人的生活继续前行。为了改变周家的现状，1898年暮春，18岁的鲁迅怀揣母亲借来的8块大洋，赴六朝古都南京，先后在免费的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求学。

1899年鲁迅因没有路费回家过春节，就打算在学堂里过。在春节前的腊月十七，他给母亲和弟弟写了一封家书，信封中附有“功课单一纸”，还有书、纸等物。这也是鲁迅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回家了，学校里冷冷清清的，他吃得不好，玩得也不好，心里还思念着家人。鲁迅曾写道：“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

此后两年，鲁迅处境有所好转，他便回到绍兴和家人一起过春节。这时的他，在写作方面已有些长进，他“祭书神长恩，作文侑之”，与长辈一起祭祖；他还向诸位长辈贺岁，并去寿镜吾老师家拜年，按绍兴习俗到开元寺数罗汉，春节过得还算轻松。

1901年，鲁迅二弟周作人也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翌年的春节，兄弟俩一起留在南京度过。1902年3月，鲁迅获得官费留学的机会赴日本学医。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弃医从文转向文学救国之路。退学后，他在东京与好友许寿裳等人创办过《新生》刊物，还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这是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最早时期。

在日本留学的7年间，鲁迅无法回家过春节，只有与同学们在一起过。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那7年间，鲁迅每年春节前都会给母亲和弟弟写信，表示节日的问候。由于手头不宽裕，他只能给家人寄点日本的小礼物，以示慰问。

1909年夏天，鲁迅回到了祖国。经好友许寿裳邀请，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后回到绍兴师范学堂任校长，总算有几年时间与家人在故乡团聚过春节。1912年5月，他经许寿裳力荐，来到北平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年8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1913年的春节，他独自居住在北平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里，春节期间大多是逛琉璃厂、与朋友聊天、读书睡觉等。

1917年，鲁迅之弟周作人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到了1919年底，鲁迅的母亲鲁瑞与三弟周建人也来到北平，全家12人迁入新购的北京八道湾11号大院。鲁迅的母亲住中院北房，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的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的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为了便于照顾母亲，鲁迅把中院西厢房三间作为自己的书房和卧室；后来他为了便于静心写作，又改住到前院前罩房的中间一套三间里，这里即是《阿Q正传》的诞生地。

当年，八道湾11号大院可谓是文坛巨子、著名学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这里留下过李大钊、毛泽东的足迹，蔡元培、胡适曾造访于此，许寿裳、钱玄同、俞平伯、孙伏园、沈尹默、刘半农、章廷谦、马幼渔、齐寿山等人，更是这里的常客。八道湾的春节自然也就有了浓浓的年味。“祭祖先”、“添菜饮酒、放花爆”都成了必不可少的传统节目。

没想到1923年秋，周氏兄弟为“新文学革命”改造社会的战斗正酣时，周作人竟然听信了其妻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辞和莫须有的谎言，不顾过去鲁迅对他的兄弟深情，给鲁迅写下绝情信，不许鲁迅再到他住的后院来，并拒绝了鲁迅要与他交换意见的要求，从此摧毁了往日周家的祥和。鲁迅无奈之下搬出八道湾，他的春节不但又回到了在绍兴会馆时的孤独冷清，而且内心更增添了许多苦闷。1924年春节，是周氏兄弟绝裂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夜，鲁迅“饮酒特多”；初三“夜失眠，尽酒一瓶。”以后，鲁迅心情渐渐平复了些，仍多是招待朋友，读书译书，接受朋友馈赠的食物，收薪水。春节过得虽然平静，但并不快乐。

在广州、上海与妻儿度过的几个春节

1923年10月，鲁迅兼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后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讲师，每周讲授1小时的中国小说史。许广平当时是国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思想进步，她最喜欢听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所以每次上课她都争着坐在第一排，并积极向鲁迅提问题，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1925年3月11日，已担任学校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在与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感到压力很大，她便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请鲁迅支持她。从此他们便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特别是在1925年8月8日，杨荫榆在报上刊登《女师大启事》，称刘和珍、许广平等15名进步学生为“恣意扰乱，极端破坏”，并计划将这些学生押解回家。这时，鲁迅挺身而出，让许广平等进步学生住进了北京西三条胡同的家中。

1926年8月26日，鲁迅应好友林语堂之邀与许广平结伴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许广平则到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27年1月，鲁迅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这年的春节，鲁迅被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又是浙江老乡的朱家骅邀请至家中，共度除夕，喝了不少酒，品尝了不少浙江和广东菜。当时，还有许广平和一些学生陪伴身边，所以这年的春节比在北平过得好多了。然而，1927年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受上海“四一二”事件影响，也开始实行大屠杀，逮捕了中山大学许多进步学生，鲁迅愤而辞职。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来到上海，并以夫妻身份正式开始共同生活。随后，鲁迅谢绝教学之邀，担任了《语丝》杂志主编，帮助柔石等进步文学青年创办“朝花社”，平时主要从事创作。鲁迅在上海过的春节，在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

1928年春节是鲁迅在上海过的第一个春节，1月22日下午他主要是去市场买点水果和药品。除夕之夜，还与许广平和定居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前往明星戏院观看电影《疯人院》。大年初一在家看书、写作，初二、初三各有三四位朋友到他家拜年。初四与许广平和周建人去老朋友林语堂家里吃饭，并遇见了绍兴同乡、开明书店老板章氏兄弟。

1929年9月27日，鲁迅儿子周海婴降生了，让鲁迅和许广平感到非常欣慰，所以1930年的春节才真正算得上阖家团聚。鲁迅和许广平给儿子买了新衣、糖果，还买了酒菜，年夜饭吃得比较快乐。2月1日年初三，上海大江书店在新雅茶店请鲁迅等一批文人为筹办《文艺研究》杂志聚餐，他与冯雪峰同往，同席有傅东华、施复亮、汪馥泉、沈端先、冯三昧、陈望道、郭照熙等。晚宴由大江书店陈望道主持，鲁迅很支持创办《文艺研究》杂志，春节期间又在构思和写作《<文艺研究>例言》。

1931年春节，鲁迅为营救1月17日在东方旅社被捕的柔石等20多位革命者，去找蔡元培帮忙，但没遇上。其实，柔石等20多位革命者已于2月7日被反动派秘密杀害，鲁迅后来得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慨，这是个痛心的春节。

1932年春节，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经内山书店老板招呼，鲁迅全家和周建人全家避入内山书店支店三楼（今四川中路福州路附近），10人居一室，只能席地而卧。直到3月19日，鲁迅一家才回北四川路旧寓。这年春节，鲁迅是在侵略军炮火下的避难中度过的，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春节。

1933年春节，鲁迅让许广平烧了几个菜，请老朋友冯雪峰一起吃年夜饭。饭后，一向厌恶爆竹的他，竟“买了花爆十余”，并拉着5岁的儿子海婴爬上屋顶的阳台，破例放了礼花和爆竹。大年初二，萧红、萧军登门拜年，晚上周建人夫妇携两个女儿来共进晚餐，算是过了一个其乐融融的春节。

1934年春节期间，鲁迅除了与朋友欢聚外，一家三口又放了爆竹。他在1934年农历正月初二写的《过年》一文，对过年及其习俗有了某种认同和肯定，文中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1935年春节他忙于写信寄信，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年却亦借口新年（即春节），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

1936年1月，鲁迅的肩部及肋部都疼得厉害，他在上海过完了人生最后一个春节。这年春节期间，他收到了文委和左联的联络员徐懋庸寄来的一封信。因当时中国历史处在一个转折关头，在文坛应往哪里去问题上，左联内部发生了争执。先是争“左联要不要解散和怎样解散”，后是争提倡“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等问题。当时文委和左联的领导人很少与鲁迅见面和沟通，而是叫徐懋庸当联络员，来回转告双方的意见。转来转去，导致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使争论达到了高潮。

除夕收到徐懋庸的信，意味着鲁迅在大年初一也在思考争论的事。他曾经写道：“上海今年过年，很静，大不如去年，内地穷了，洋人无血可吸，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3月2日下午，鲁迅骤然产生气喘，到3月15日病情又加重。从这之后一直发烧，3月31日，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女士请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情非常危险。同年6月，鲁迅病情逐渐好转，稍微能坐起来看书，写几十个字。结果到8月，鲁迅痰中忽然见血。但10月8日，他还前往青年会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至18日天还没亮，鲁迅又发病了，气喘不止。鲁迅感觉情况不好，便勉强写了一封信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请须藤医生过来给他看病。这封信也是鲁迅的绝笔。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中国文学巨匠鲁迅因患肺结核病在上海逝世，上万名上海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上海虹口公园，毛泽东亲笔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