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我国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曾多次采访金庸先生，了解他在统战工作上许多感人的往事。

金庸作品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赫山房村，长大后陆续在海宁、杭州、嘉兴、衢州、重庆上学。1945年，他回杭州任《东南日报》外勤记者及英语电讯收译员，写了一些新闻报道，在杭州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将杭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1946年，他转赴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学习国际法课程。1948年，上海《大公报》招聘采编人员，他在数千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公报》的编辑和国际电讯翻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便告别故乡只身来到香港。1950年，《大公报》所属的《新晚报》创刊，金庸因文笔好担任了该报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专栏，同时兼做记者、外语翻译工作。他有幸与香港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合开过《三剑楼随笔》专栏，成为专栏作家，以“姚馥兰”和“林欢”的笔名，发表了许多影评和文艺小品。

1952年，《大公报》负责人罗孚为吸引读者，请查良镛和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在《新晚报》副刊上连载，查良镛便第一次用“金庸”的笔名创作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副刊上连载，其时长达一年；梁羽生则以一部《龙虎斗京华》在报上发表，一时引起轰动，顿时金梁齐名。翌年，金庸又创作了武侠小说《碧血剑》，在《香港商报》上连载，读者反响十分强烈。

随后，金庸又连续创作了《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神雕侠侣》等多部武侠小说。其中，《鹿鼎记》便成了他的封笔之作，而这部作品也达到他武侠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

金庸的作品先在《明报》等报刊上连载发表，除了在祖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出版外，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日本、英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出版，读者遍及全世界。同时，他的这些小说被拍成许多版本的电影、电视连续剧，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映，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欢迎，金庸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武侠小说大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庸的这些武侠作品，在国外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在国外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一代华侨华人来说，在祖国改革开放前，他们极少有机会回到祖国，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都知之甚少。在国外有很大知名度的金庸作品让他们知晓中华文化竟如此博大精深，从而深深爱上了中华文化，有的人还请了中文的教师补习中文，还有的回到祖国“留学”。

多年来，金庸分别荣获英国女皇颁发的O.B.E勋章、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衔、香港特区政府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香港“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当代文豪金龙奖”，并被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授予荣誉院士、荣誉博士、名誉教授等称号。1999年，他还被浙江大学特聘为人文学院院长，后为名誉院长。2001年，为表彰金庸在武侠小说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国际天文学会将一颗由北京天文台发现的编号为10930的小行星命名为“金庸星”。

赴台湾劝蒋经国与大陆和解

作为香港《明报》的创办人和负责人，身在香港的金庸一直关注着海峡两岸的风云变幻，并希望能真实报道海峡两岸的消息，更希望能为促成祖国早日实现统一出力。

1973年4月8日至18日，身为香港《明报》社长的金庸以《明报》普通记者的身份，应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去访问。金庸曾在《明报》上写过社评，批评蒋介石和台湾的有关政策，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台湾当局还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列为“禁书”，台北市甚至出动大批警察在城乡的所有书店进行大搜查，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全部下架没收，说这些书“毒素颇深”，并有“统战嫌疑”。而这次金庸到台湾访问，却受到了蒋经国等高级官员接待，只有蒋介石因在养病没有出来相见。在会见蒋经国时，金庸提出的首要问题是：“前不久傅作义将军曾在北京二二八座谈会向台湾方面呼吁两岸开展和平谈判一事，你有什么打算？”蒋经国有点不高兴地说：“决不和谈！”蒋经国还骂：“傅作义是国民党的叛徒，当年把北平交给了共产党”。金庸追问道：“那如果是毛泽东、周恩来发出和谈呼吁呢？你们会同意吗？”蒋经国思索了一会儿说：“当年我们国共两党进行过多次谈判，结果都是我们吃亏，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目前大陆比我们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根本没有公平公正可言，对我们来说和谈就是投降。但我们宁愿守着台湾，决不会向中共投降。当然，我们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搞台独。”

听了这一席话后，金庸劝蒋经国道：“你们不要搞所谓的‘反攻大陆’了，因为这样做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不好，而且实际上台湾也没有这个能力，是必定要失败的，最好是两岸通过和谈实现和平统一。”蒋经国听后只好表示：“台湾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

在与严家淦会见时，学经济出身的严家淦如实谈了台湾经济方面的问题，并说“目前台湾的军费开支太高，老百姓负担较重”。金庸劝他说：“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用不着打来打去，向美国人购买武器，就是白白浪费了纳税人的许多钱，劳民伤财没有必要。”

在台湾期间，金庸还与台湾新闻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多次接触，他发现台湾当时从上到下都比较务实，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台湾的城市建设和老百姓生活水平虽然比不上香港，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民众基本安居乐业。

经过这次台湾的10天访问，金庸回到香港便写下了3万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从1973年6月7日起在《明报》上连载10天，轰动一时，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后来，他又出版了单行本，仍供不应求。接着，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在台湾开了禁，台湾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还为争夺金庸小说的刊载权而大闹一场。

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作出积极贡献

在香港的几十年漫长岁月里，金庸非常想念故乡，并想为国家有所作为。到了“十年动乱”时期，中国的国门紧闭，内地和香港仿佛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金庸才有机会多次回到内地，并应邀前往北京参观、开会。1981年初，中央有关部门向金庸发出邀请，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回祖国内地走一走、看一看。金庸欣然接受邀请，并表示很想拜访邓小平。中央有关部门将金庸的想法报告邓小平后，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我愿意见金庸先生”。

1981年7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金庸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当时，北京正值一年中最为炎热的夏季，金庸为了表示尊重，特意穿上会客时才穿的笔挺西装，而邓小平则穿着雪白的短袖上衣。邓小平见金庸这样拘谨，便示意他可以随便，于是在合影之后金庸便脱去了西装外套。邓小平告诉金庸，前些年他在江西的时候，就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他的家人也都喜欢读金庸的作品。接着，邓小平又畅谈了国际和国内形势。第一次见面，邓小平与金庸就像一对久违的老朋友一样交流。

回到香港后，金庸欣然接受许多家港澳台媒体记者的采访，向记者们介绍回祖国内地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他表示：这次在祖国内地受到邓小平先生的接见，并到新疆等地参观访问，看到了内地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可喜变化，增强了他对内地实现改革开放必然成功和社会未来快速发展的信心，因此对祖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随后，金庸还写了一篇文章《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些建议》，很准确地“预测”中国政府将即刻开展收回香港的政治行动。他明确表示，关于香港问题，有三个基本方向——中国拥有香港主权；回归后香港的政治和生活方式不变；中国如果收回香港，要提前15年通知英国。金庸的时评，曾是香港舆论界的“利器”，他的独立思考保证了他的许多预测和分析，都是富有卓越的远见和历史价值的。在香港回归之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经过香港时曾邀请金庸到港督府会见。当时，英国正在与中国就香港归还一事进行沟通，撒切尔夫人希望金庸支持英国人。金庸则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香港必须归还中国。他强调了两点理由：第一，香港本身就是中国的，当然应该归还；第二，条约说定是99年，现在到期了，就应该守信用。撒切尔夫人见他态度坚决，就不再谈这个话题。

1984年12月9日，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的进程。1985年4月10日，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85年6月，金庸受邀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在该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以一篇题为《“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的讲话稿，表露了自己渴望香港回归祖国的心声，受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等领导的高度评价。

1986年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了5个专题小组，着手草拟各项章节。金庸成为政治体制小组港方的召集人,内地的召集人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中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肖蔚云。金庸除了要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的召集人工作外，亦参加了经济专题小组。金庸成为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的原因是早在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开始香港回归谈判前的非正式接触时，他就在《明报》上发表了《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等一系列的社评，对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提出了许多方案和建议，仅1981年到1984年间，《明报》就发表了200多篇社评，对香港回归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其中有些建议就被中英两国政府在谈判中所采用。

身为“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面对怎样设计未来的香港政治体制模式，金庸为此而奔波操劳。1988年11月，金庸亲自主持“武林大会”，通过辩论和协商，将香港的政制模式统一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略上来，草拟了一个协调方案。1988年11月18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在广州白云宾馆举行会议，会上，港方小组召集人金庸提出了一个政制协调方案。会议没有就某一个特定方案来讨论，而是就1997年后每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组成、运作一项一项地来讨论。小组讨论后所通过的方案被称为“新协调方案”，这个方案建议1997年后香港的政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行政长官由千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立法机关直选议席的比例由25%增至50%。2011年下半年，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如进入第二阶段，行政长官由选民一人一票产生，第一阶段的千人委员将改为提名委员会，推举5名候选人参加普选。立法机关则按2011年的公民投票结果，以决定直选议席是50%还是75%或百分之百。

消息传到香港，舆论一片哗然。11月19日、20日，香港大部分报纸都批评金庸的“新协调方案”过于保守，有民主派人士甚至指责他出卖港人利益。香港的普遍反应，都不赞成“新协调方案”，包括一些向来亲中央政府的团体也表示不满，认为这一方案的民主进程太慢。会议最后三天仍以“新协调方案”作为讨论基础，香港的反对声此起彼落。为了应对香港的民意，金庸将方案略作修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前三届由间接选举产生，在第三届任内，由香港全体选民投票，决定第四届是否普选产生。这个方案最后成了小组的“主流方案”，经12月初的草委主任扩大会议和1989年1月的草委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成为香港未来政制的蓝图。

针对这些不同意见，11月24日晚，金庸写下了《没有一国行政首长是直选生产》的社评，发表在第二天的《明报》上。他在社评中指出，古往今来，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没有通过普及直选行政长官，包括英国等民主国家行政长官也是通过间接选举出来的。

当金庸《没有一国行政首长是直选生产》《直选首脑少之又少》《民主国家如何选出行政首长》等社评在《明报》发表后，他本意是举些古今中外的选举例子向香港社会作些解释，并给予正确引导。没想到在一些民主派人士的煽动下，又产生了更大的舆论风暴。香港大多数媒体都在刊登各种不同政见的文章攻击他。1988年11月31日，一些受民主派蒙蔽的学生，甚至举着横幅、呼着口号来到《明报》大楼前，当众烧掉印有金庸的社评报纸，这就是“火烧《明报》事件”。按金庸的说法，当时他的心里感到有一种“苦心太息少人知”的味道。

其实，这场因“主流方案”带来的舆论风暴，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与港英政府推行的代议政制有关。早在中英联合声明尚未正式签署前，港英政府就在1984年7月18日发表了《代议政制检讨绿皮书》，计划要在香港推行“有阶段性、有限度的议会民主制度”。1984年11月21日，港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进一步扩大由功能团体及选举团进入立法局的议席数目，由绿皮书建议的12席增加到24席。1987年港府的政制检讨，再进一步扩大民主选举成分，最后导致1991年立法局议席全面由普选及间选产生。港英政府在7年间积极推动议会民主，但是在发展步伐上却与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部署有出入。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在1988年提请港英政府注意，如果港府在当年就推动立法局直选，有违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一直希望，1997年以后的政制，应与以前的政制衔接。但在基本法还在草拟的过程中，英方已经单方面在香港大步推行代议政制，企图在香港发展成议会民主，将香港的政治舞台开放给反共人士。说到底英国政府及在香港的一些代理人，还是不愿意把香港的行政权真正交回到中国人手里。而金庸牵头制定的“主流方案”，既把香港的政制模式统一到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略上来，同时又维护了香港人的利益，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