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回报社开年会，我在报社大院里碰到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同事，他问我：“当记者，前面几年劲头会很足，后来兴趣慢慢也就淡了。你怎么老是那么有激情？”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是啊，到底是为什么呢？

  回首来路，我给了自己这样的解释：因为走上新闻这条路，我比别人有更多的曲折。

从历史系到新闻系

  我的“记者梦”，从中学就开始了。高中的政治老师是个“老革命”：曾参加过“延安整风”，当过随军记者，后来由于“政治运动”，阴差阳错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他和我很谈得来，我有事没事总喜欢缠着他讲当年的记者生涯。

  1984年考大学时，第一、第二志愿报的都是新闻系，不期却被录到了兰州大学历史系。新生开学不久，从学校的阅报栏里看到人民日报社新闻智力开发中心函授部正在招生。我欣喜若狂，便报了名。

  有同学笑我：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怎么还去念函授？我不以为意，学得非常认真。书包总被函授教材塞得鼓鼓囊囊，最初的新闻学知识就是从那些教材里学来的。

  人民日报的函授教材编得很认真，尤其讲究“实战”。即使讲新闻学原理，也是通过实践去阐释，让你觉得可摸可触。而一线记者的采访心得更让人觉得过瘾，我仿佛随着记者来到了一个个新闻现场。可惜的是，不到一年，函授便上完了。这时候，“记者梦”已从“腠理”深入到了“骨髓”。我给校长写信，要求转系。

  当时，转系在学校还没有先例。我一封接一封写，先是写给校长徐躬耦老师；徐校长调走后，我又写给继任校长胡之德老师。一封封全都泥牛入海！

  不觉已经到了二年级下学期。一天，系办公室老师突然通知我到新闻系去一下。我的心怦怦直跳。新闻系主任张默接见了我。他透过眼镜好奇地打量了我好久，和蔼地问：“你给胡校长写了好多封信，要求转系。信都转到我这里来了。胡校长被你的执著打动，批示我们了解一下你的情况。你现在就给我详细谈谈为什么要转系？”我热泪盈眶，滔滔不绝地把“记者梦”这段历史详详细细和盘托出，一讲就是大半天。

  也许被我的诚心打动，张老师最后说：“这样吧，原则上同意你转系。但你必须从一年级学起。”

  我有些得寸进尺了，大着胆子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一直在学新闻函授，自认为掌握得还不错。能不能测试一下，如果合格的话能否直接读二年级？”张老师没有当即答应，说回去研究一下。

  过了不久（记得是个星期日），在新闻系资料室，三位老师对我进行了会考——分笔试和现场答辩。很正规，整整搞了一天。对于结果，看来老师们比较满意，我如愿以偿地直接上了二年级。

  不过，系里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在毕业前修完新闻系所规定的全部课程。一个学分也不能少，否则必须推迟一年毕业。”无论哪个系，大学前两年课业都很重。于是，我一边学二年级的课一边补修一年级的课。就这样，1988年夏，我以4年选修课程最多、总平均分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后来，又到武汉大学新闻系读了3年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了人民日报。

圆了“记者梦”

  初到报社，被分到了经济部农村组，经济部业务氛围很浓。好不容易才圆了“记者梦”，所以我倍加珍惜。

  当时经济部在5号楼办公。为了能尽快胜任工作，我基本上天天待在办公室。后来干脆以办公室为家了：门卫值班室的床坏了一条腿，被弃置在垃圾堆。我用几块砖垫起断腿，在办公室两个书柜后面给它找了个归宿。就这样，我在办公室一住就是六七年，直到搬进开放式工作平台。

  在经济部9个年头，我学到了很多很多……许多老领导、老前辈都曾经手把手教我写稿，有时候一篇几百字的小稿子，他们能用红笔帮我修改四五遍。

  我有个习惯，思路不畅时喜欢绕着5号楼前那棵雪松踱步。一天深夜，我又绕着那棵树转圈圈，门卫师傅凑过来怜悯地说：“看来你们写文章也很辛苦啊！”

  我从小喜欢文学，中学便有小说发表。但写言论之类的思辨性文章，一直找不到门径。经济部有一个传统，言论必须过关。评判标准是：无论你的消息、通讯写得多么出色，如果言论写不好，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记者。还有考核指标：两个月内至少发表一篇言论，否则，其他稿件即使写得再多，也视同没有完成任务。

  5号楼边上就是图书馆。当时，图书馆一直开到晚上10点半。只要不出差，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吃完晚餐我就到图书馆翻阅报纸。专门看言论：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后、编者按……一篇不落地看，看到好的就抄下来。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抄到创刊号，3年多的时间，抄写的笔记本装满了3个纸箱。1997年我到河南虞城挂职，就带着这3个箱子。一有空就拿出来反复诵读。县里的干部喜欢串门，我在居室的门上写了个纸条：晚7:30之后，恕不待客！

  挂职的两年多时间，是这三箱笔记本陪伴我度过县政府大院的漫漫长夜。有了这份积淀，回到报社后，写言论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并引起了关注，邵华泽社长多次在大样上批示予以表扬。这份积淀，也为我后来在报纸上开《下乡手记》专栏奠定了基础。

  有的人认为“新闻无学”。其实，新闻里面大有学问——没有学养绝对成不了一名好记者。

  我读的研究生系武汉大学与经济日报合招，范敬宜先生是我的导师之一。第一次去见范老师，他问我：“看过梁厚甫的哪些书？”我一下子懵了，因为当时只知道梁厚甫是个美籍华裔报人，对他的作品从无涉猎。范老师接着问我：“会背吴伟业的《圆圆曲》吗？”我背了几句便卡了壳。他将剩余的部分一口气背完，然后严肃地告诉我：“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要想当个好记者，文化底蕴非常重要。一个人文笔的高低赖于文化的深浅厚薄。”

  遵从师训，我一直把“敬惜文字”当做新闻从业的信条。

“新闻靠脚板走出来”

  2002年我到新疆驻站时，杨振武同志给我说了这么一番话：“驻站记者要想在当地打开局面，必须靠稿子说话，多出精品，打造名篇。”他还传授了出精品的秘诀：“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站在田埂上找感觉。”确实，“新闻靠脚板走出来，靠田间地头聊出来。”回头看看，自己写的有些“温度”的新闻，无不是源自新闻现场。

  199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我写的长篇通讯《太行七贤》，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河北省委、省政府还把这条路命名为“七贤路”。在当年的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委、交通部也把“七贤模式”，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

  这篇稿子，的的确确是“靠脚板走出来的”。这条新闻线索来得很有戏剧性：一天，我要擦桌子，随手从办公室即将销毁的废稿堆里取了张纸。废稿的题目引起我的注意——《太行7个山民集资修通致富路》。来稿是条简讯，不足200字。

  我想：时下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民，要么建了楼房建别墅；要么生活上攀比奢华，甚至吃喝嫖赌……7个山里的农民能把血汗钱拿来修路，很有导向意义。于是，我向部领导请求前去采访。当时，我正在值夜班，为了不耽误拼版，领导让利用双休日快去快回。

  周五上完夜班，我坐火车赶到石家庄。马不停蹄又颠簸几十公里赶到灵寿；一打听，距离要去采访的地方还有近百公里，且全是山路。一口水也来不及喝，我又迅速赶往油盆村。油盆村位居太行山腹地，周围四座大山环绕，从“盆底”到“盆沿”的山路沿着峭壁而修，有20多公里长。这路，往上看，危崖高耸；往下瞅，谷不见底。县里同去的司机担心安全，说什么也不愿往前开。

  为了体会山民修路的艰辛，也为了确保新闻真实，我决定徒步走。山上雪花飘飘，狂风怒吼，我冻得浑身直打哆嗦，用了6个多小时才走完全程。来到路的尽头，过度疲劳、山上缺氧，加之一天多没有进食，我再也支持不住了，软绵绵晕倒在地……

  稿子刊出时，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同志亲自撰写了一篇700多字长的《编者按》，结尾处这样写道：为了采访“太行七贤”，我们的青年记者王慧敏和灵寿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徒步跋涉20多公里深入那个海拔2000多米、乱石嶙峋、沟壑纵横的山村。过度疲劳和连续采访使王慧敏一度休克。他是含着热泪写成这篇报道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感染了他，他又力求通过自己的笔感染更多的人民群众。时任社长邵华泽同志也批示：“王慧敏同志的行为是真正的老八路的传统，是真正的人民日报的风格。值得大家学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记者的采访条件越来越好。但新闻队伍中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也随之出现：不少记者走出校门便跨进了现代化设施齐全的编采大楼，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了解社会靠的是网络。即使下去采访，也是星级宾馆听汇报，隔着玻璃看庄稼，围着饭桌话桑麻。如此，笔下的新闻，难免与现实有着距离。距离推开了受众，群众有怨言也就在所难免。深入一线，深入基层，是打通这段距离的有效手段：只有到基层，才能把握社会脉搏的律动；只有到基层，观察、思考问题才能深入；只有到基层，写出的新闻作品才有感染力、生命力和吸引力。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邀我去做访谈，主持人朱军问我：“你能为‘记者’下一个自己的定义吗？”我这样回答：“记者，就是把新闻现场作为战场的战士。”

  是的，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新闻现场，记者才有用武之地，新闻这个职业才有存在的意义。“记者永远在路上！”这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

人生就是一种体验

  这些年，分社都成立了新媒体，单位进了不少新人。我常给他们讲：不要把新闻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应该作为毕生坚守的事业。有了这样的定位，你才能从职业的“苦”和“甜”中，品尝到人生的乐趣。

  不具备坚贞的人格和强劲的毅力，绝对当不好记者。

  2003年12月，民工任文华到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站反映工钱被包工头拖欠一事。为替民工讨回公道，我决定展开追踪报道。这个欠薪，是一环套一环，牵扯到县政府、派出所等多个机构。里面利益纠葛，盘根错节。有人劝我：“你一个驻站记者，捅这个马蜂窝干什么？”也有人说：“新疆可不比内地，小心把小命搭进去。”还有人深夜打匿名电话威胁……

  面对这一切，我不为所动，四上米泉，两上昌吉，四下玛纳斯，在风雪中跋涉了2000多公里，发表追踪报道9篇，为任文华讨回了公道。同时，促使该地区展开清欠民工工资大检查，也引起了全社会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关注。

  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了“7·5事件”。当时，我已经调到浙江分社工作，报社一声令下，我回到新疆任人民日报前方报道组总指挥。我们提供的有关情况为中央研判和处理新疆问题起了重要作用。7月8日零点15分许，报道组在返回驻地途中，车行至乌鲁木齐市河滩路与新医路立交桥南时，遭到埋伏在路边的上百名手持利斧、砍刀、铁棍的暴徒的袭击。后来，公安部门出动数批干警增援，大家凌晨4时才最终撤出危险区域……

  当然，当记者也会有很多乐趣——当你的报道对激浊扬清有所帮助、对工作有所促进时，那种快慰是无与伦比的。2014年昆明“3·1事件”后，我在《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了《像石榴籽那样紧抱在一起》，文章被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引用。现在，新疆许多公路边的广告牌上、民居的墙上都写着这句话。1995年，我发表的通讯《山这边，山那边……》，引发了安徽省长达半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大讨论。

  记者这个职业还能天天带给你新鲜感。我给单位的年轻人算了一笔账：记者的职业就是走南闯北，穷究万象。其间，你会看到色彩缤纷的不同风景，你会听到光怪陆离的不同人生。这种阅历，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也是其他行业艳羡而不可能做到的。

  其实，人生不就是一种体验嘛！

不改初衷

  记者如果只出于“吸引眼球”考虑，放弃客观理性，层层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那就是在放弃媒体责任。

  我始终认为，只有把握了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的统一，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秉持新闻真实的原则。这就要求，新闻从业须臾不可脱离以下几点：不为利益所诱；不为高压所屈；不跟风起舞。这是一个记者的职业品格，更是一个媒体人必须秉持的道德操守。

  一个多月前，适逢杭州大雪，连下三日方停，低温连破极值。雪停后，艳阳高照，我沿西湖散步，信手在手机上写下了一段感怀：

  艳阳初露头，沿湖信步游，心怀苍生方觉湖山秀；灵峰寒梅香，孤山茶花稠，晨昏伏案无视嬗节候；奔走城乡间，满脚沾泥土，叩问渔樵民瘼尽吃透；一件老头衫，从春穿到秋，沙发一蜷揉眼又一宿；不嗜烟与酒，诗书置前后，韦编屡绝仍然不撒手；定位孺子牛，伐恶效狮吼，荣华富贵与咱全无由；残阳已夕照，晨诵夜句读，扪心自问工夫可下够？仰止司马迁，秉笔重操守，不改初衷至今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