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期间，曾三次依法行使否决权，留下了民初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依法运行的记录。

█ 李学智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运行，其所依据的1911年11月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呈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令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时，临时大总统须颁发执行。此即所谓总统制政体中的总统否决权。孙中山在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期间，曾三次依此法行使否决权，留下了民国初建之时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依法运行的记录。

否决以五色旗为国旗的议案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革命党人使用的是十八星旗，江浙地区在宣布独立后，则普遍使用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1911年12月4日，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了共和联合会大会上，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等人与留在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部分代表商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他们认为，此旗“既可表明革命行为系为政治改造而起，非专为种族革命；又能缓和满、蒙、回、藏各族的心理，与汉人共同努力赞助共和。”此议没有遇到任何反对意见，此外，还确定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并将图案刊布于报端。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1月10日，代行临时参议院职权的各省代表会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定式”，并咨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饬部颁布各省施行”。但是，孙中山否决了这个议案，于1月12日咨复各省代表会云：

贵会咨来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等因，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而欲俟满虏既亡，民选国会成立之后，付之国民公决。若决定于此时，则五色旗遂足为比较最良之徽志否，殆未易言。

一、 清国旧制，海军以五色旗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

二、 其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

三、 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

夫国旗之颁用，所重有三：一旗之历史，二旗之取义，三旗之美观也。武汉之旗，以之为全国首义尚矣；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而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自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后，如黄冈、防城、镇南河口，最近如民国纪元前二年广东新军之反正，倪映典等流血，前一年广东城之起义，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华侨，同情于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外人总认为民国之旗。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赤帜，亦为三色。其主张之理由尚多，但本总统以为非于此时决定，则可勿详论。因而知武汉所主张，亦有完满之解说，究之革命用兵之际，国旗统一，尚非所急……故本总统以为暂勿颁定施行，而俟诸民选国会成立之后。

咨文后并附有青天白日旗的样式。

孙中山的真实想法是欲将青天白日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这在咨文中表现得很明显。他甚至在总统府自己的办公室内悬挂了一幅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总统府职员及宾客多见之”。

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北京临时参议院续议国旗统一案，并于6月5日最终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那就是后话了。

否决建都北京

南北议和成功后，2月12日清帝逊位。2月13日孙中山践约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荐袁世凯为下一任临时大总统，并提出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但临时政府定都南京的主张，在参议院内遭到大多数议员的反对。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开会讨论建都地点，“先后发言者俱主张北京，间有主张南京者”，投票结果是：共有28票，其中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2票主武昌，1票主天津。参议院的决议称：“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于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从而否定了孙中山的主张。

孙中山、黄兴闻知后，当天即召集参议员中的同盟会员开会，“严责不应为袁张目，黄兴尤怒不可遏，双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李（肇甫）、黄（复生）以交回复议为请，黄兴遂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段，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孙中山则行使总统否决权，咨复临时参议院复议此案。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时，“忽有广东、广西议员起言，临时政府地点须重议，非改在南京，吾辈愿以身殉会场。众谓不可如此，即欲重议，亦须俟总统不以前议为然，交令复议乃可。言未毕，而交复议之咨文已到，遂重议。”其结果27票中，19票主南京，6票主北京，2票主武昌。复议虽推翻了原案，仍以南京为都城，但孙中山和黄兴的做法业引起了参议员们的普遍不满，甚至有一些参议员主张辞职。这无疑加剧了临时参议院与临时政府的对立情绪。

但到3月初，孙中山迫于各种压力，放弃了袁世凯来南京就职、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要求，于3月6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政府咨文，其中称：“袁世凯君可否就北京行正式就职礼与临时政府地点暂设北京一节，请由参议院决定。” 4月2日，临时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地点，其结果是：主北京者20票，反对者6票。孙中山定都南京的主张归于失败。

否决对司法部次长的弹劾

1912年2月中下旬，临时参议院因临时政府司法部次长吕志伊“拟捕惩”参议院鄂籍议员刘成禺，对吕志伊提出弹劾，但被孙中山所否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刘成禺在临时参议院的一次会议上，“出言不慎，谓明朝如何如何，本朝如何如何”。吕志伊得知此事后，遂于2月10日致函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并请转呈兼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副总统黎元洪，指控刘成禺“违背国宪”，而请示处理办法，函称：“该参议员若果为民国之参议员，尚何本朝之有，若清国之参议员，则不惟民国之参议院中不能容此违背国宪之人，恐贵省人士亦不承认此人也。夫议员之言论行政官原无权干涉，然违背国宪与叛逆重罪则各国宪法均许司法警察捕交裁判所讯办。对于此事，本宜即行使弟之职权，惟念此次民国之成立全仗贵省人士首先起义，厥功甚伟，故弟未敢遽行派人捕惩，特先函达吾兄声明理由，祈代转呈黎副总统请示办法如何”。

黎阅此函后，大不以为然，径致电孙中山及司法部总长伍廷芳称：“查刘君此次由本省举为参议院议员，议论过激或所不免，至如来函所云明朝本朝等字样是否属实，未能臆断，即有该项字样，亦不过历举前史，信口流露，偶失检点，由议长当场纠正足矣。该函径指为违背国宪之人，殊堪诧异。夫文字兴狱实亡国之大羰，……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议员为全国代表，应如何尊重其权限确保共和体制，吕君系司法之人，何反欲藉一字之差，罗织成狱。”

随后，临时参议院闻知此事，遂以“吕志伊既不明议院法，并不知司法部是否有逮捕之权，实属违法”，对其提出弹劾。临时参议院在《弹劾司法部次长吕志伊违法咨大总统请核办文》中称：“此案关系行政官逮捕议员，苟非有违背国宪之确据，而欲施行其逮捕，实为各国宪法所不容。……此等言论之有无如姑置弗论，即令有之，亦不过出言偶尔失慎，断不能指为违宪之确据。且议员在议场院发言，对于院外不负责任，该次长身为司法行政官，何得滥行干涉。又以湖北省首先起义，未敢遽行捕惩治，并向黎副总统请示办法，种种违宪，实难姑容。……倘置不纠绳，则立法机关可以随时横遭蹂躏，民国前途何堪设想。”

孙中山否决了此弹劾案，发回《咨复参议院弹劾司法部次长吕志伊违法文》。此咨复文为吕的行为进行了辩解：“此次司法次长吕志伊所发之函，系私人书信，在法律上无施行之效力，不能认为正式公文。该私函所述，仅系发表个人之意思，并无行为。在法律上亦无徒据个人之意思，不问其有无行为遽认为有效之理。来咨以‘欲施行’三字断之，未免重视意思而忽略行为矣。贵院议员刘成禺现仍在参议院照常发言，身体言论毫无阻碍，据此即不能断定吕志伊有不法干涉之行为。”此弹劾案临时参议院未能以三分之二多数再次议决，遂告无效，风波渐息。

孙中山在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期间，三次行使大总统的否决权，否决国家临时参议院议决的议案。其中之是非曲直，虽见仁见智，但毫无疑义，这是民国历史上一段值得关注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