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马寅初倡导计划生育史事

吴跃农

  上世纪70年代初，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80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之后，国家根据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不断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计划生育的思想，从上个世纪20年代就产生了，新中国经历了批判马寅初的计划生育理论到实施计划生育，都不无道理。

  说起计划生育，谁都知道这里有马寅初的功劳，正是因为他的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许多人都不知道，是邵力子“催产”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邵力子是新中国之初少有的几个最早提出并倡导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而且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

浙江归来，由来已久的计划生育

想法更坚定了

  １９５１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调研，见到家乡进入和平生产之中，村民安居乐业，相处和睦，他十分高兴，但袅袅炊烟的乡村生活景色之中，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使邵力子在兴喜之中沉思。他对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4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邵力子对人口的快速增长十分关注，在１９５３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他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观点，可以说，邵力子是提出计划生育第一人。早在１９２１年，邵力子是《民国日报》的主编，并参与了筹建中共的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在那个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计划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１９２２年５月，邵力子在《妇女评论》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介绍计划生育主张，并同时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邵力子这样提出，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是重要的原因，同时也与他的夫人的工作有关。１９５０年，他的夫人傅学文担任了中华妇女节制生育会北京分会的会长，“枕边风”吹的大都是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之事。这正合邵力子的心意，于是，他把以前研讨过的列宁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又找了出来，在认真研讨的过程中，把自己过去就主张的节制生育的主张，提高、充实、发展为“计划生育”的科学概念。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７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观点鲜明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这样一个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有限度，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控制的办法就是科学的医学手段，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等等措施，并且还应当从实际上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方法和药物。”同年１２月１９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指出避孕措施是近代科学产物之一，并从为了母亲们的身心健康和为了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等方面，深入阐述避孕节育的必要，这对当时旧观念较浓的“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并显示了邵力子的足智远见。

一次踏访，一部著作，

邵力子是《新人口论》的催生者

  要全力推进计划生育，邵力子感到孤掌难鸣，他想到了马寅初。

  马寅初与邵力子是浙江绍兴同乡。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初，马寅初三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浙江搞调查，几乎走遍了浙江。他每次都是一口气要跑十多个县市，除了关心农业生产，最主要关心探问的就是人口问题。

  １９５５年春天，邵力子约了卫生部长李德全去拜访马寅初，商谈计划生育之事。还没等邵力子、李德全开口，马寅初已经抑制不住了，快人快语地说，“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三次去浙江视察，调查浙江人口增长的情况。经我的调查，浙江每年的人口增长率平均是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三，有的地方甚至高达百分之五。”马寅初拿起桌上的材料，一边翻着数据，一边激动地对二位来客说，“其实，这样严重的人口形势，不是浙江一省的现象，全国几乎都是这样的。我的调查证实，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实是太高了，几乎就是失控，每年都要增长千分之二十二以上，甚至可能接近千分之三十，这就是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已经达1300万之多。如果以保守的每年３％来推算，１０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将达８亿多，１５年后将达９.８亿，５０年后将增加到２６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邵力子表示同意：“我们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对人口的增长采取措施，任其自然，后果不堪设想，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就不能很快地提高，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发展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中国人口多，土地少，人口像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简直是不得了，生产跟不上的话，国家不可能富强起来！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邵力子的来意就是这个，马老是经济学家，他觉得老马应该将几次去浙江调查的材料，写成含有学术思考的报告，由此提出的计划生育主张，会更具有说服力，引起决策者的重视。

  邵力子的来访，使马寅初深受鼓舞，他决心集中精力和时间，将在中国实际计划生育的理论建立起来，撰写专著《新人口论》。这部书稿指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与此相应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资金积累不够快，拖累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质量，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为此，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制定切合实际的人口政策；要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要有具体措施干涉生育；等等。

  马寅初的许多观点，与邵力子“不谋而合”。第一，要正确处理计划经济与计划生育的关系，两者必须相统一，马寅初说，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邵力子说，生长在科学时代的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预订计划，按照计划办事，生儿育女是人生大事，应有计划，应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第二，要正确处理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两者必须相适应。马寅初说，必须实行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基本内容的人口政策。邵力子主张，一方面要少生，另一方面要优生；第三，要正确处理人口的两重性，马寅初和邵力子几乎完全一致，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生育子女不仅仅是私人的事，而且是社会的事；第四，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关系应该相互协调，马寅初认为，积累资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这就需要控制人口，邵力子认为，人口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仅要使人口发展同有计划的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相适应，而且要使人口的总数同消费资料总数相适应，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著作写好后，马寅初送给邵力子征求意见，邵力子拍案称好，并建议他一方面公开出版，一方面将论著的精华提炼出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一次专门的书面发言。

  马寅初认为这样两方面同步操作很好，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计划生育的认识。于是，他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提交了计划生育的提案，“中国的人口非控制不可”，马寅初的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大家都称赞他的看法有道理，人口问题是到了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地步了。他还被请进了中南海紫光阁，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因此，他心血凝结之巨掣《新人口论》才得以面世。《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马寅初的提案。

邵力子对马寅初的

支持始终如一

  １９５７年３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邵力子专门就计划生育问题作了发言，他表示赞同马寅初提出观点，强调说，现代的人，在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都要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更应有计划。他表示反对当时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他指出，“不赞成用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推迟结婚年龄，建议在农村宣传节育，推广持久性的避孕措施。

  在马寅初提出提案的同时，邵力子也在二届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声援他的提案。邵力子说，马寅初代表发表了一篇《新人口论》，也可以说是系统地提出了人口的控制论，他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在我国实行对人口控制的必要性，他由此提出的“计划生育”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我认为，实行计划生育越快越好，希望全国各级领导认真提倡，把宣传节育列入农村工作重要事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年两次视察，到农村去，到基层去，把节育工作作为视察项目，并对农村广泛宣传节育避孕和迟婚的好处。”邵力子逢人便宣传《新人口论》，与此同时，邵力子自费铅印了一批名为《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宣传册子。

  风云突变，反“右”突起，对马寅初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有的文章竟然在标题上标明，“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到１９５８年春，整个形势已经不容计划生育这样的“异音”了。

  在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中，马寅初因提出人口问题被戴上“攻击社会主义”的高帽，成了右派，邵力子也与马寅初“如出一辙”宣传计划生育而受非难。在批判马寅初最剧烈的时期，有人就阴阳怪气地说要揪出马寅初背后的人，也有人点名道姓，说邵力子也是马尔萨斯。邵力子据理力争，对这些攻击予以还击，他说，马寅初何罪之有？我邵力子怎么是马尔萨斯？

  马寅初以一颗赤子之心，坚持自己的计划生育主张，在猛烈批判和多方劝告坚持不改的情况下，他受到了严厉“惩罚”，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职务，被剥夺发表文章的权利。面对如此高压，有好心人劝邵力子以后也别谈“计划生育”一事了，不要坚持这样的主张了，他对劝阻他的人说，“科学是批不倒的，淫威是压不服的，个人受点冲击是小事，计划生育是关系国家建设的大事，怎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小事，为了明哲保身，而丢掉国家的大事呢？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要对对待马老的不公正保留意见。

  在当时的气氛下，邵力子不可能公开在会议上为计划生育疾呼了，但他没有气馁，利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机会，向基层干部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

  １９６２年，在政协一次医药卫组听取医学专家谈节育的座谈会上，邵力子又一次疾呼计划生育，他当时己年过八旬，他动情地说，“想听计划生育报告的人恐怕不止今天到会的人。男同志也许认为生男育女是女同志的事，我认为不单是女同志的事，假如知道生男生女的辛苦，有了计划生育的办法而不采用就不对头了。解放后，我在政务院是‘不管部’的政务委员，我把我的想法同毛泽东、周总理都说过，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还讲，生育的无政府状态是很危险的。早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总理也说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但是，从１９５８年以后就不再提计划生育了。让我讲赶忙话，假如这几年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在这次会议上，邵力子建议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应该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做工作。

周恩来对邵力子的计划生育主张

充分理解和支持

  邵力子坚持不懈宣传计划生育，得到周恩来的肯定，１９６５年３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加强计划生育的协同工作，他特别直指在场的邵力子，说，“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

  １９５５年春天，印度大使馆邀请周恩来出席鸡尾酒会，周恩来邀请邵力子、马寅初等民主人士一道参加，宴会中，邵力子对印度大使说，“印度人口增长太快，应加以控制。”马寅初接着也说，“印度人口要控制，中国人口也要控制。”邵力子点头，接着说，“中国人口有多少？说是５.７亿，实际上已经达到７亿，中国若不控制人口，将来不得了。”周恩来在一边听着二老与印度大使谈人口，没有急于表态，只是等谈话快结束时，他对三人说，“你们谈的是国家大事，我们国家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