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抗战时期中共领袖开展国际统战二三事

□孟红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向来是超群出众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凸显得尤为显著。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联合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发展对内、对外统一战线的政策。抗战时期在延安、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以开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开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身上就留下了不少感人故事，起到了很好的联合推动作用。

 

毛泽东：高瞻远瞩，和蔼谦逊

  1944年6月9日至7月1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12人，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考察访问，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中外记者的访问，周恩来提出“言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6月12日，毛泽东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畅谈了国内外局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战到底的主张。几个西方记者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但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受到了毛泽东一视同仁的欢迎。

记者们在欢迎仪式上就提出了连珠炮般的问题，毛泽东听后迅速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并在致辞中进行了阐述：一是国共谈判，毛泽东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但具体的商谈还无可奉告。二是关于第二战场。毛泽东认为没有第二战场的开辟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它会直接影响欧洲，也会影响太平洋和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重点谈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他说，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统一。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民主制度，不仅政治上需要言论、出版、集会与结社的自由，而且要求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民主。这是当时的真正要求，要求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最后说：“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

毛泽东侃侃而谈，令记者们倾倒，他敏锐的眼光、缜密的思维、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更让记者们着迷。

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交际处还组织他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参加各种集会，访问边区英雄模范人物、作家、艺术家以及各阶层知名人士。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延安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他们写出许多反映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毫无疑义，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这些书籍与报道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媒体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他们的这些对陕甘宁边区客观、真实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解放区的新闻封锁，使国内外了解到延安的真相，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促进人们对中国革命的了解，有许多国家开始同情中国革命，并伸出了援助之手。

  1938年5月上旬，世界学生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世界学联代表团一行4人来到中国，6月29日到达延安。7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大会，7月2日，毛泽东会见代表团，并与他们长谈。代表团共提出了5个问题，即陕甘宁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缩短持久战时间的条件、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当前中国和世界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表示：“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希望你们回去之后，把中国伟大抗日战争的真相带给世界学生与人民。我们与你们永远团结起来，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与永久幸福而战！”

交谈中，毛泽东的和蔼谦逊和远见卓识，给代表团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世界学联代表团延安之行，密切了延安青运与世界青运的联系。此后，国际援华运动进一步掀起热潮，许多国际友人纷纷来华，一些国家的青年组织也派代表到中国帮助抗战。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先后抵达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专门修建了一座窑洞作为他们的下榻之地；美军观察组抵达后，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还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8月15日的社论，社论的标题是《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后面四个字是毛泽东修改时所加。

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全力热心支持和大力关怀配合及友好合作下，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963天，深入部队、机关和学校，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浴血抗战的真正了解和宣传，促进了中美两国的友谊。正如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所评价：“八路军给予美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周恩来：因势利导，热情机敏

  1938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专门约了斯诺到珞珈山寓所畅谈。他们从1936年在陕北初次见面谈到目前中国抗战的局势。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希望他继续到延安和敌后采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这也促成了斯诺后来的再次延安之行。

  8月，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途经武汉，周恩来及时抓住这一良机，特意安排项英与斯诺会见，向斯诺介绍了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抗战历程。斯诺听后很受鼓舞，把对项英采访的内容很快整理成电讯稿向国际社会作了报道。他在描述新四军成立的情况时写道：“项英和叶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的消息，在全苏区内迅速传播出去，千万农民开始徒步由很远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等省赶来参加。他们有的带着内战时藏起来的步枪，那些有钱有米的人，也拿出钱米作为对‘抗日的贡献’。几千个刚由监狱和反省院出来的‘赤匪’，也回到他们领袖这边来。少年先锋队与赤卫军，刚携带着生锈的标枪、手榴弹和斧头参加！从占领区的各城市里，又来了许多学生和记得项英是他们领袖的工人和机匠，……就像《水浒传》里所说的情形一样，四面八方的人都应宋江的号召前来参加。”后来他将《项英的一支铁军》一文相继在《亚细亚》月刊和上海《良友》画报上发表。斯诺的报道，使海外人士对新四军的抗战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

在重庆期间，皖南事变以后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晚上经常在《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会见各方面人士，不仅同他们谈团结抗战，而且一起谈历史、谈哲学、谈文学、谈经济，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春，来自美国的著名作家欧尼斯特·海明威造访中国期间，周恩来与之在“周公馆”秘密约见，期间周恩来充分把握和利用这一有利机会，向海明威道明了皖南事变真相。这在此后海明威妻子盖尔虹·玛莎写的《重庆之行》书中有所记述。

  4月中旬的一天，盖尔虹正在重庆的菜市场参观，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悄悄走过来，低声问她是否想见见周恩来。盖尔虹当时不知道周恩来是谁，便回答说得去问问海明威才能决定。盖尔虹匆匆返回住处向海明威说明情况。海明威一听，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愿意和周恩来会面。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先到街上假装随意散步。随后，王安娜带着他们穿过一条又一条曲折的小巷，来到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一处住所，即曾家岩50号“周公馆”。走进一间墙壁粉刷得雪白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来站起来热情地迎接客人的到来，并用法语跟他们打招呼。周恩来和海明威夫妇之间的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宾主双方谈笑风生，毫不拘束，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在对有一见如故般感觉的周恩来面前，海明威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像是要把一路来的观察和预见都告诉周恩来：香港的道德堕落，美方对抗日的支持，对背后开火的不满，英国人对中国军队的看法，前线中国将军的聪明，日本人对南亚橡胶资源的野心，德国和苏联对蒋介石军队的支持，蒋介石周围的主和派等。有时，他只是说说个人想法，有时，他好像又代表美国政府。

周恩来双目炯炯，微笑倾听。他总能机警、适时地接过话头，简单表示赞同或稍加解释……周恩来着重对海明威谈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前后事态、中共的抗日方针等。他对自己要传达什么给对方非常清楚。为此，他还针对国民党政府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专门很有准备地写了两个纪要交给海明威，请海明威转交美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能仔细读读它，作为了解国共关系的参考。

海明威夫妇与周恩来的秘密会见，使海明威直接了解到中共对蒋介石团结抗日和反对日德意法西斯势力的态度，并如实转达给美国政府。

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完全征服了海明威夫妇。海明威见过欧美许多政治人物，这次却被周恩来一席话所折服，这还是第一次。海明威访问周恩来后感慨地说：“周恩来是一个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有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海明威与周恩来仅有一面之缘，因此，海明威的话是很有说服力的。

双方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周恩来的良好风范给夫妇二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盖尔虹当时甚至忘了做会见笔录。1975年盖尔虹在《我与他旅行记》一书中回忆：他俩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觉得和一位中国人相处，好像在家里一样，十分愉快。周恩来的三言两语胜过蒋介石丰盛的午宴和喋喋不休。

朱德：广结新交，开城合作

抗日战争时期，大力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国教会组织、外国传教士也明确采取了团结和争取其为中国抗战服务的政策。许多有机会接触外国传教士的中共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主动与传教士交往，从中寻找朋友，合作抗日，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朱德即是典范。他不仅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增进传教士和八路军的相互了解，而且还鼓励传教士为八路军服务、争取传教士为八路军捐助物资。

  1937年底，美国军人卡尔逊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山西洪洞访问了在当地传教的英国教士特鲁丁格夫妇。特鲁丁格深明哲理，待人热忱，在华传教已40年。八路军总部移驻洪洞时，特鲁丁格结识了朱德，朱德还向他耐心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政策。特鲁丁格看到八路军伤兵医院条件很差，便热心地捐赠了一些钱和药物给医院。他还把自己唯一一本《新约全书》送给朱德，并打算派出圣经班的教士到八路军中传教。

针对特鲁丁格的想法，朱德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他，说明八路军并不需要宗教，并回赠了特鲁丁格一本《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读了这本书，特鲁丁格懂得了许多东西。多年来，他笃信只有基督教才教人以怜悯之心，同情弱者，照顾伤者，对人温柔、体贴、容忍、博爱，可是八路军也同样同情穷人，无偿为群众治病，爱护伤病员，对老百姓温和、善良、耐心，而且还教导、保护人民。在战斗中，对敌人却是个无情、严峻的斗士，对残害百姓的人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这恰恰是基督教所不能做到的。从此以后，这位老教士经常低声祷告，祈求上帝大发慈悲，摧毁那些轰炸中国百姓、使中国百姓蒙受苦难的日本飞机，带来世界安宁；祈求保佑八路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让他们高瞻远瞩，把人民带向胜利和独立。他们还为八路军祷告，祈求伤病员能得到药品，祈求八路军战士在战斗中勇敢、机智等。

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外国传教士不是囿于传经布道、普度众生，而是主持正义、除暴安良，这种精神十分可贵。而他们能做到这点，同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正确的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朱德，以他的慈祥、宽厚、善良、纯朴等完美的人格魅力感召了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许多外国友人投身于中国抗战。

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也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到中国的秘密观察员的美军上尉卡尔逊于抗日战争初期去华北八路军考察时结识了朱德。他是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访问的第一位美军军官。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北方5个省，行程达5000余公里。他返回后，在与朋友谈到对八路军领导人的印象时，曾经感叹地说：“以前我只见过一位真正身体力行的基督教徒，就是我父亲，他是公理会牧师。朱德应当算第二个。”当朋友提醒卡尔逊说朱德不信教时，卡尔逊说：“我指的不是那些只会唱赞美歌、谢主恩的基督教，我指的是那些献身于解放以及保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人——他并不自私自利，抓钱抓权，他力行的是兄弟之爱！”回到美国后，卡尔逊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呼吁国际社会给八路军以实际的援助。卡尔逊还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中国陆军》两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各战场的考察情况。

  1944年7、8月间，在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的努力倡导下，蒋介石被迫同意美方派出以包瑞德为首长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视察。随即，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对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史迪威由此更加清楚地了解和认识到，中共是“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是“现今中国起作用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史迪威断定，积极为变革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最有可能让美国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史迪威还摒弃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见，公正、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可取代的地位。他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们不要城市，而满足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1943年，在他的努力下，罗斯福在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应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政府对华援助的范围。

就这样，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积极支援中国抗战，然而，终因他主张动员中国的一切力量抗击日本、反对蒋介石消极避战而与蒋介石发生矛盾，最后的结果却是黯然回国——抛开性格、谋略等方面的矛盾不说，史迪威的亲共，也让他和蒋介石冲突不断。在蒋介石的一再坚决要求下，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罗斯福总统的召回令，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旅生涯。在此之后，他再也没能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离开中国之前，史迪威留下了两封告别信，一封给陈纳德，另一封给朱德。他在写给朱德总司令的告别信中，对他无法与朱德及其创建的杰出军队建立联系表示遗憾。

收到此信后，朱德在史迪威离华前，将自己保存的一本反映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的珍贵相册，托人赠送给史迪威留作纪念。照片前景为毛泽东、朱德，后景是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尽管史迪威曾以没能和朱德并肩作战为人生一大遗憾，但是至少通过这本相册，两位名将传达了彼此之间惺惺相惜的奇特情谊。

  1946年10月12日，63岁的史迪威因患胃癌，在旧金山逝世。

朱德得知这一噩耗，随即，向史迪威夫人发去一封唁电：

史迪威夫人：

谨为史迪威将军的死致哀！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但使美国丧失一个伟大的名将，并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着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

对你及你的家庭谨致悼唁。

朱德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

数日后的1946年10月17日，《新华日报》还专门刊载了朱德的这封电报内容，以示悼念。

史迪威与朱德的友谊并未因两人的相继过世而中断，史迪威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后来由他的儿孙辈传承下来。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他的两位女儿史文思与鸣文森受中国友谊协会的邀请赴中国访问。1987年7月6日，是朱德逝世11周年的忌日，朱德的遗孀、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与前来中国友好访问的史迪威将军的后裔代表团相聚在一起，共叙友情。而那本抗战期间朱德赠予史迪威的相册，也于30多年后的这天，由史迪威的女儿们回赠给了康克清。

在会见中，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史文思深情地对康克清说，她的父亲在去世前的几个月时曾对她讲：“我真想扔掉手中的铁锨，到那边去找朱德，扛起来福枪，和他并肩作战。”